王金令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是商品经济的必备产物，金融业是资本主义萌芽后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营口开埠后，经济发展，商贸繁荣，原来以现银作为商品交换媒介手段的当铺、钱庄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如是，盖平诞生了抹银，营口产生了炉银。两者虽然名称不同，但都是以银为本位的虚码信用货币，故有异曲同工之妙用。光绪末年，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又先后在营口开设了经营存款、贷款、汇兑、储蓄等业务的金融机构——银行，营口呈现了当铺、钱庄、炉银与银行并存以及国内外十几种货币同时流行的局面。这就是营口所独有的金融文化。

早春的蓓蕾——盖平抹银

明代盖平（今盖州）是辽东的重要港口，大宗的关外货物由海船运抵连云岛，东北的货物顺辽河进渤海再入盖州西河套，直运盖州南门外。东北南部的货运可从陆路经辽阳青石关运抵盖州上船，再从此上船到关内及朝鲜半岛，盖州成了东北与南方联系的重要门户。所以，明代盖平的商贸曾经十分发达，“这里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盖县是最繁荣的。”明清政权交替时，这里曾衰落过一段时期。“康熙二十年（1681年），海运开放，南方大规模船队开过来”，盖平成为东三省海运交通重要港口之一。“盖县商业很发达”，其表现是在这里建立了“山东会馆、山西会馆，还有所谓的三江会馆。”（摘自1987年1月16日《国家文物委员会专家考察鉴定上帝庙和明清一条街的讲话》）南方的土特产纷纷运到这里，再从这里运往各地，南方的货船从盖平运走柞蚕、大豆、药材等。据乾隆十九年（1764年）《重修盖平鼓楼记》说：“盖邑……商贾往来，舟船络绎不绝，虽蕞尔小邑，亦奉天财货之通衢也。”尤其嘉庆至道光年间，盖平县是东三省放养柞蚕的大县和蚕茧、柞蚕丝的交易中心，以及南北货物的集散地，各地富商巨贾慕名而来，舟楫往返络绎不绝，可谓五行八作，三教九流荟萃之地。所以，“虽蕞尔小邑”，名闻遐迩，声达三江，为辽南人员殷富之区。

由于商业繁荣，道光初年，这里的官、私钱铺和当铺（清初中期当铺亦进行借贷业务）十分活跃，“纸贴”交易十分盛行。“纸贴”是一种私人信用借据，盛行在商业繁荣的地区。道光十四年（1838年），盖平县城发生了一起商人因“凭贴”（纸贴）亏累，连夜席卷潜逃事件。商主跑了后，店内的“凭贴数百万堆积如山”，“贴民大噪，声势汹涌”。时强上林任盖平县知县，为了平息众怒，亲自处理此案。将该号的钱债、田户等“货值秉公”作价，经过与商民协商，以凭贴“每吊照二成开付，风潮始息”（摘自1987年1月16日《国家文物委员会专家考察鉴定上帝庙和明清一条街的讲话》）。由此可看出，盖平商业的繁荣与货币之间的关系，也可看出凭贴的风险与不足。

商业的繁荣，交易的聚增，必赖于充足的货币作媒介，而私人的凭贴又不牢靠。当时市面上流通的贷币是银元宝和制钞，在商业交易活动中非常不方便。尤其外埠客商携带的银元宝，与当地银两的成色，平码不一，钞币交兑时，需具有熟练的技术和一定经验的人员来鉴定、称量、核价等繁琐手续。一桩大的交易所用银元宝，往往要车拉人扛，商民非常苦恼，急需寻求一种简单的结账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当地一些较大的商号自发组织起来磋商酝酿，几经周折，提出了“抹银”这一良策。初始，有20多家资产雄厚、信用昭著的商号自行发起成立银行公会并为会员，由县商务会议定备案，以代办抹银业务，于是抹银应运而生了。

抹银从字面理解，“抹”即除去、抹掉之意，所以抹银是虚设其名，实则无银子，它是一种以银为本位的虚码信用货币，是民间商贾自立信用的交易手段。“抹银”的使用操作之法，与上海“规银”、营口之“炉银”立于同一地位，即与后来银行信贷有相似之处。各商家发生交易，由各代办商号以转账方式结算，不动现银。结算期按民俗习惯的三大节日，商民称之三个卯期，即农历的五月初三、八月十五和腊月二十六日，俗称“五八腊”卯期。逢卯期化卯结帐，如有资金不足，无力偿还，可以延期结算，不过要加“卯色”一成。节日过后，开卯期为正月初六、五月初六和八月十六日。抹银的诞生，颇受商民欢迎，内外客商莫不称便。

盖平抹银产生的时间，应晚于山西日昇票号，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与营口“炉银”均为东三省现代金融业的前导，为繁荣盖平、营口的商贸提供了强有力的信贷支撑。盖平抹银产生年代应在营口炉银之前，《盖平银行公会抹银立案纪念碑》载：“因吾邑之抹银在先，虽有极久之历史……”（民国十九年《盖平县志·艺文志》）由此推断，盖平抹银产生的时间，正是盖平商贸大繁荣的道咸年间。它的产生，极大地巩固了盖平的商贸霸主地位，甚至虽然营口港开，商业中心转移营埠，而盖城丝业及其它商业仍维持相当之繁荣，同时也为催发营口银炉的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盖平抹银开东三省现代金融业先河，与营口银炉一起，构成了营口地区特殊的港口金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