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黯淡的英雄 永不消逝的电波

——铁骨英烈周风

“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啊！”1958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共产党员李侠的这句遗言，曾让无数中国观众泪如雨下。李侠的原型之一就是中共北平地下电台发报员、营口人周风。近日，记者来到大石桥市革命烈士陵园，探寻这位地下工作者的红色足迹，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忠诚与信仰的真正含义。

秘密入党 隐于敌后

周风原名李泽民，字霖布，学名李长治，曾用名李紫光。1903年6月3日生于营口县大石桥乡（今大石桥市金桥管理区）李屯村一户农民家庭。幼年家境贫寒，以节衣缩食度日。15岁考入营口商业学校，17岁毕业，18岁时，乘奉天军士教导队第四期招考学兵之机，瞒着家人，沿铁路线步行到沈阳报考，被录取。1925年8月，周风于奉天军士教导队第四期炮科毕业。同年9月，考入军官教导班学习。10月因直奉战争影响，学校停课，随部队进驻天津。此时，周风任郭松龄军长的卫队军士。1926年8月，在北京三、四方面军任团司令部卫队少尉队长。12月任中尉排长。 1927年4月，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毕业后于1928年9月任东北军19师学生队服务官。1929年1月任东北军学生队高中队上尉队长。妻子为随军家属，安家在沈阳市小河沿。1930年，经王以哲、刘多荃保送，周风到张学良府任侍卫副官。1931年5月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卫队第3营少校营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周风随部队入关，驻地在北平天坛。妻子尚岩侠携女儿从沈阳返回老家营口县。

1933年10月，周风调任东北军105师参谋。这时，经人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极其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积极为党工作。后因被察觉，于1934年11月在湖北省广水县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关押在武昌。他意志坚强，严格保守了党的机密。张学良迫于蒋介石几次电令，决定处决机要组秘书潘冬舟，周风被一同押赴刑场，做一次未执行死刑的“陪绑”。不久，东北军开赴西北地区，周风随部队到达西安，经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出面作保，于1935年10月获释。这时他的家属也因事先得到通知从辽宁营口到达西安。11月，周风出狱不久，任西北“剿总”参谋。这时，他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6年，任总部驻何柱国部的联络参谋。周风的家成了中共地下党同志联络和聚会的地点，经常有党的同志来往。他妻子和孩子常常在门外放哨，以防意外。他还让女儿随同党的同志在市内做联络工作。在他的启发帮助下，他的妻子尚岩侠也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如保护党的文件、书籍，掩护党的同志等。周风对女儿说：“玉华，你长大一定要多念书，上大学，对国家多做贡献，等到将来胜利了，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是最有福气的人。”为在东北军做团结抗日工作，他日夜奔波，一直很忙，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前，常常几天难得回家。事变爆发的当夜，家里人听到枪声，很害怕。第二天周风回家，一进门就高兴地说：“我们司令（张学良）把老蒋给扣下啦！”

“电台重于生命”是他的座右铭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周风同李克农等同志秘密接触，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团结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

1937年3月，东北军东调。周风被编入57军军官队，家属也随军开拔。“七七”事变后，该军开赴淮阴，准许一批军官退伍，周风即赴太原寻找东北军地下党负责人刘澜波。因刘已去武汉，周风遂在太原逗留。 1938 年初，周风化装成商人，将家安顿在北平西城大乘寺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不久，因工作需要，党组织安排他离开北平。这时，妻子因身体不好，又有身孕，只好留在北平。周风表示以后有固定地方，就来接妻女。他又嘱咐说，他以后的来信看后要烧掉，不要回信，如户口查得紧，就把他的户口注销，改女儿玉华为户主。他眷恋地看看妻子和女儿，离开了家。

1938年4月，周风辗转来到延安，在抗大四期二大队四队任区队长。8月，党派他到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1月，任该校军事教导员，4月，任生产委员会技术主任，5月任该校大队长。8月到马列学院学习，任军事大队长。

1940年周风到延安枣园集训队学习。在延安枣园，周风经过一年的特工和收发报技术训练后，受党的派遣于1942年春巧妙地打入日寇戒备森严的北平城里，由北平地下党组织将他安置在一位地下党员家里。从此，化名李紫光的周风，以西单商场“雷鸿轩”文具店记帐员的身份，开始了党的秘密工作。

当时的北平，日寇二次强化治安后，城区建立了保甲制，防共防谍，哨卡林立，警探密布。在十分恶劣的环境里，为了搜集情报，周风常常化装成商人模样，身穿大褂，手执花扇，戴着墨镜，穿梭于北平的大街小巷。有时，他还扮成木材商人（当时北平居民引火都用木材），深入各级敌伪机关和各类商号、居民家中，以卖木材为名，广泛接触各类人物，千方百计了解搜集日伪情报，并将搜集整理的重要情报不断发往延安。

北平火车站是日寇军用物资的重要转运站，周风除通过在铁路局当描图员的妻子尚岩侠搜集情报外，还结交了北平铁路局行车调度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日军军事运输情报，周风主动与其交朋友，三天两头宴请他，好酒好菜招待，酒席间周风频频举杯敬酒，并用好话奉承他，几杯酒下肚，酒精的威力使这个调度员飘飘然起来，海口一张，毫无顾忌地把日军军事运输情报一五一十抖搂了出来。然后，周风及时地把这些情报发给延安。

为了搜集情报，周风常常是顶着盛夏的炎炎烈日，迎着严冬的凛冽寒风，出没于北平的各个角落，机智地摆脱特务的盯梢，巧妙地应付日本宪兵的盘査。1942年春，北平的夜空，皓月泻辉，星光闪烁。“滴滴嗒、滴滴嗒……”一声声电波划破夜空，一份份机密情报不断从北平发出，飞过黄河，跃过高原，飞向延安，把情报传给了党中央、毛主席。这电波就是周风从敌人心脏里巧妙地发出去的。

日本侵略者慌了手脚，驻北平最高司令长官急命日本宪兵队和特务挨家挨户地进行搜査。周风则在地下党组织的掩护和帮助下，几易住所巧妙地与敌周旋，有时情况特殊，便将情报送给西山游动电台，再转发给党中央。一天，日本宪兵搜查到周风的住所，幸好电台放得十分隐蔽，未被发现。周风感到问题严重，经地下党组织的安排，次日，将电台安全转移到阜城门内翠花横街9号，租用一家姓王的房子，将家属也迁到这里。

一次，周风急需出门去取一份重要情报。出门一看，日本宪兵在各个路口都加了岗哨，特务三三两两在周围转悠，严格检查过往行人，巡逻车到处乱窜，搜捕可疑人员。周风灵机一动，转回屋拉着十来岁的外甥女说：“玉琛，姨父带你出去上街玩好不好？”玉琛乐得边蹦边高兴地说：“那你得给我买好吃的才行。”周风用手摸着她的头说：“那好，我一定给你买好多好多的东西吃！”说完，出门骑上自行车，带着小玉琛走了。一路上，他们有说有笑，就像父女一样，顺利地通过日本宪兵队的盘査，将情报安全地从戒备森严的北平城带回了住所。

铁骨铮铮 宁死不屈

深夜，“滴滴嗒、滴滴嗒……”的电波声再次从翠花横街9号发出。这份情报给日军造成重大损失，敌人恼羞成怒，决定采取停电的办法，査出电波的出处。于是加派人员像鹰犬一样日夜不停地在北平城里转悠，一时间，北平城特务汉奸密布，日本宪兵横行，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这十分险恶的环境中，周风同志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机智勇敢地与敌周旋，始终坚持及时准确发报。

1943年8月5日晚，周风将搜集来的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交给报务员王仲甫，俩人决定宁可被敌人发觉，也要将情报发出去。接着“滴滴嗒，滴滴嗒……”的电报声响了起来……突然，灯灭了，不一会儿又亮了。周风清醒地意识到，敌人已发现电波信号，正在查找发报地点，但他不予理睬，沉着地指挥王仲甫继续发报。这时，街上传来一阵警车的尖叫声，接着，院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随之是“开门，快开门！”的嚎叫声和“咣，咣！”的砸门声。只见周风沉着地指挥王仲甫发完最后一句电文，然后，将情报纸捻成一团，放进嘴里，嚼着……门被撞开了，几个端着刺刀、横眉立目的日本宪兵一拥而进，不容分说将周风、王仲甫捆绑起来，押走了。

周风被捕后，日本宪兵把他拖到一间阴森恐怖的地下室里，用皮带、皮鞭、棍棒轮番对他进行毒打。周风被打得皮开肉绽，手指也被打断。但他咬紧牙关，硬是不吭一声。打手们见状，拿出一根铁条，刺向他的伤口，一阵绞痛，周风昏死过去。打手们拎过来一桶水，“哗”地一下泼到周风脸上。严酷的刑讯逼供已使他遍体鳞伤、精疲力竭……但周风仍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坚贞不屈的气节，经受住了敌人各种酷刑的考验，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

1943年9月的一天，周风英勇就义，年仅40岁。然而，“滴滴嗒，滴滴嗒”的无线电波仍继续划破北平的上空向延安发去，永不消逝……

穆岳——盖州大地走出的抗日英雄

穆岳，原名穆春芳，1910年11月出生于盖平县归州镇西二台村。于本村小学毕业后，考入盖平中学。1931年入东北大学读书。同年与家乡姑娘杜显一结婚。有一女，名玉芬。

“九·一八”事变后，穆岳随东北大学流亡北平，积极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宣传工作。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因与反动军警搏斗，被监禁一个多月。

1936年暑假返乡探亲。当列车驶出山海关后，眼望着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东北大好河山，心中无限愤慨。因其在列车上宣传反满抗日，被乘警押送盖平县日伪监狱。后经父兄奔走斡旋保释出狱。穆岳回家后，父兄极力劝阻其回北平念书。但穆岳抗战决心已定，第二天深夜便悄然登上了进京的列车。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穆岳奔赴抗日前线，参加救亡活动。先到太原，后到晋东北，9月，到山西省五台县窑头区工作。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了中共窑头区委书记。1938年7月任中共浑源县委书记。

浑源为冀察晋三省之战略中枢，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1939年5月，阎锡山以二战区长官的名义，派国民党党员董闲愁到浑源担任县长，想夺取中共在当地抗日领导权。

为捍卫浑源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在董闲愁到达之前，穆岳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全面分析了斗争形势，研究了斗争的方法，致使董闲愁到任不久就无奈离开了浑源县。

1939年7月15日，浑源地区暴雨成灾，洪水淹没村庄，冲倒房屋，卷走人畜，死亡人数达4000多人。当天夜里，穆岳召开县委、县政府紧急会议，组织全体干部投入抗洪救灾工作。穆岳带领干部群众抢救群众的生命财产，动员群众互助互济，抽出干部和武装人员到敌占区购买粮食，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当年的秋冬，日寇又对浑源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阎锡山的嫡系部队白志沂部也趁机到雁北根据地破坏抗日。

天灾人祸并至，浑源县委在穆岳的领导下，制定了县与县联盟的对策，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运回大批灾民急需的粮食等物资，粉碎了日伪军对浑源地区的秋冬季大扫荡。

为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宣传晋察冀边区政府“村选举法”，穆岳编写一首《选举歌》，在浑源县家喻户晓：

杨柳叶儿青，

杨柳叶儿长，

俺村开会选村长。

不选滑头鬼，

不选黑心狼，

要选那抗日积极，

办事公道的好村长。

1940年10月穆岳当选为县议会议长和国大代表。

1941年，穆岳领导的浑源县委和抗日军民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日伪军多达240余次的扫荡。在频繁而残酷的战斗中，穆岳总是身先士卒。

1942年7月，雁北地委常委、浑源县委书记穆岳兼任桑干河武工队政委。武工队深入敌后，牵制日寇的兵力，对支援根据地反扫荡斗争起了很大作用。

1943年8月到12月，浑源、广灵、灵邱三县日伪军，对浑源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四个月中，敌人前后出动600余次，平均每天4次。浑源抗日军民在穆岳的带领下，英勇奋战，摧毁伪村会所2个，炮楼3座，并以部分兵力深入敌后袭击敌人，迫使日伪扫荡部队退出根据地。

雁北地委称浑源县委是雁北最好的县委，穆岳同志是工作能力强、积极性特别高的县委书记。不久，穆岳担任了中共雁北地委执委。

1944年7月，雁北地委扩建桑干河武工队，将穆岳调离浑源县委，任武工队政委、工委书记。正在出席晋察冀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的穆岳，接到任命后，便急于赶到武工队。在他的迫切要求下，边区党委批准他提前离会，奔赴桑干河前线。

7月末，穆岳返回浑源县委所在地，移交工作，在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下进入桑干河地区。

8月2日深夜，队伍在二区石墙村宿营。由于叛徒和王庄堡村伪村长的告密，500余名日伪军包围了石墙村和战刀会村。3日凌晨，发现敌情。穆岳和连长刘子民率领战士们奋勇冲杀，展开激战，指挥部队从西南方向一条小山沟冲过灵浑公路，进入西峪沟，突破敌人的包围圈。然而，穆岳却在指挥突围中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五区区长王珍等20余名同志。

噩耗传来，根据地人民悲痛欲绝，泣不成声。为纪念穆岳的英雄业绩，在恒山脚下修建了烈士塔。碑文中写道：“……我浑源人民爱戴的领袖、中共浑源县委书记穆岳同志，以他的特殊才能，艰苦卓绝的精神，领导和团结全体干部和广大群众，英勇顽强地在极艰苦的年月中坚持与发展了浑源的工作，更于1944年为开辟桑干河沿岸工作，不幸于出征途中壮烈牺牲。”

1955年，中共盖平县委、县人委将穆岳烈士的忠骨迁葬回家乡西二台村。1957年，为穆岳修建墓园，树碑立传。2015年8月，国家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穆岳位列其中。

工运先驱赵悟尘

1925年，广州，艳阳高照，中国工人运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隆重开幕。会场内外红旗招展。大会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建立全国工会领导机关，从此实现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当大会宣布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结果时，坐在台下的一位20岁刚出头的营口青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己与林伟民、刘少奇、刘文松、邓中夏等25人当选。对全国工人阶级的信任，他激动万分、深感自豪，不由得同全国各地工会的281名入会代表齐声欢呼：“工人阶级大团结万岁！”——他就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赵悟尘。

饱尝童工苦难 创建产业工会

赵悟尘，原名赵廷选，我国早期著名工人运动领袖，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执委、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委员长。1904年12月2日，赵悟尘出生于营口市盖平县馒首山村偏坡子屯（今鲅鱼圈区红旗镇隆华村)。家境贫寒，年仅11岁，便因生活所迫而辍学，后辗转到大连泰东日报社印刷厂当捡字工。他每天起早贪黑，工作十几个小时，每月仅挣八九元钱，除去饭费所剩无几，还经常遭到日本资本家和工头的辱骂、殴打，饱尝童工的辛酸和苦难。

五四运动爆发后，赵悟尘被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潮流所吸引。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在大连的“产儿”——中华青年会夜校的学习，如饥似渴地阅读能够见到的进步报刊和书籍，立下救国的抱负，并在工友中间宣传爱国反帝思想，鼓励工友反抗日本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1923年末，赵悟尘代表泰东日报社印刷厂的中国检字、排版工人，向资方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由于缺乏组织领导的经验，斗争失败了，赵悟尘被印刷厂开除。泰东日报社编辑长傅立鱼知其是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与印刷厂资方多方斡旋，使其得以复职。

1924年初，到大连开展革命活动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共产党员李震瀛从泰东日报社记者、原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刘涧躬口中得知赵悟尘的情况，遂找到他，向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把《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苏维埃劳工政策》、《共产主义ABC》等革命书刊借给他阅读。在李震瀛的启发和帮助下，赵悟尘认清中国革命的出路，决心投身工人阶级解放事业。1924年4月，赵悟尘与关向应经李震瀛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第一批青年团员之一。同年6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大连支部建立，赵悟尘先后担任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是青年团大连地方组织的三名核心领导成员之一。他大力向青年工人进行革命宣传，向进步工人推荐革命书刊，并开始筹建大连印刷工人的工会组织。

1924年，大连共有各类印刷厂70余家，工人1200多名。在李震瀛指导下，赵悟尘与关向应秘密研究建立印刷工会和通讯联络事宜，之后开始在印刷工人中间串联。不久，李震瀛、关向应离开大连后，赵悟尘与东亚印刷所工人董秀峰、西川印刷所工人魏长魁等继续秘密商讨相关事宜。

在党的领导下，1924年4月28日赵悟尘主持召开“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成立大会。250余名印刷工人参加大会,通过《大连中华印刷职工联合会简章》和会徽，选举赵悟尘为委员长。印刷职工联合会是大连也是辽宁地区最早按照现代工会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地方产业工会，取代了本地业界存在的“山东帮”、“河北帮”“此地巴子帮”（大连本地帮）等行帮性质组织在印刷工人中的社会地位。从此大连印刷工人有了代表自己利益的阶级组织，在赵悟尘的领导下，大连中华印刷工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全市70多所印刷工厂中建立了80多个基层工会小组，有力推动了大连工会运动的发展，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赵悟尘因此成为颇有威望的工运领袖。

领导工人运动 壮大革命力量

1924年4月28日，赵悟尘主持召开大连印刷工会首次执行委员会议。研究会歌、会刊、会费收缴、会所地址的选择和举办夜校，开展工人教育，组织会员活动等重大会务问题。赵悟尘与大连印刷工会执行委员进行研究，决定创办会刊《曙光》。该会刊通过转载带有进步思想的文章，从而使工人产生觉悟并逐步团结起来，积极投身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来；与此同时，《曙光》也刊登本地工人的文章，反应大连本地存在的社会问题，维护大连工人群众的切身利益。赵悟尘还把提高会员素质放在工会工作的首位。他与董秀峰等多次研究创办“中华印刷工余学校”的问题。为筹集办学经费，他还主持召开会员大会，动员大家踊跃捐款，并且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收到200多元的捐款。工会在每个星期日上午举办讲演会。赵悟尘经常在演讲中培养工人们的阶级觉悟和爱国观念，由此培养了一批积极投身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

赵悟尘领导大连印刷工会坚决维护工人利益，替工人说话办事，为工人撑腰。1925年初，12岁就从农村进城当童工的印刷工人赵廷会积劳成疾，年仅18岁便一病不起，不久离开人世。工友无不悲痛，赵悟尘以大连印刷工会的名义，为他举行追悼会，并以“我们工人为什么这样穷？”为题，组织会员讨论，激发了大连印刷工人对日本资本家的义愤，决心团结起来，开展斗争。童工出身的赵悟尘对大连印刷业未成年学徒工的工作、生活的苦难体会深刻，为改变未成年学徒工的悲惨境况，他替《泰东日报》社印刷厂的童工写下请愿书，让他们一个一个地签上名字，联合要求增薪。资方见童工组织起来了，有工会撑腰，不敢硬碰，只得给他们增加了工资。这件事对大连各印刷厂的中国工人鼓舞很大。一天，东亚印刷所的一名中国学徒工拿样纸的速度不够快,被日本工头殴打。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是司空见惯的，但如今,中国工人的民族意识增强了，团结起来了。大连印刷工会执行委员、老工人邓根立闻听此事，怒喝一声“揍他去！”于是楼下楼上的中国工人一起放下工作，去找那个日本工头“算帐”，打得那个家伙钻到桌子底下求饶。日本资本家见中国工人空前团结，众怒难犯，怕把事情闹大影响生产，只好出面调解，将殴打中国学徒工的那个日本工头调走，把这场冲突无声无息地压下去了。从此，大连印刷业的日本资本家和工头再也不敢随意殴打和欺辱中国工人。同年春，赵悟尘发动日清印刷所工人向日本资本家提出改善待遇、增加工资的要求，被拒绝后，便领导100余名中国印刷工人坚持罢工三天。资方蒙受重大损失，被迫答应中国工人的要求。日清印刷所是当时大连较大的日资印刷企业，社会影响较大，中国工人罢工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大连印刷企业资本家的嚣张气焰。不少资本家害怕本厂工人罢工遭受损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有的发洗澡票，有的决定逢年过节和星期日放假等。

担任全总执委 推动反帝爱国斗争

在赵悟尘的有力领导下，大连工会运动的发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25年赵悟尘与林伟民、刘少奇、刘文松、邓中夏等共25位著名工人运动领袖一道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执委。赵悟尘返回大连后，立即向大连地方团组织报告了自己在大会活动的情形，积极向各工会传达贯彻大会通过的《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决议案》等30多个决议案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组织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它必须设法使所有的工人加入”，决定在已有的印刷工人活动阵地基础上，向码头、油坊、铁路工人方向发展。会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定期将革命刊物和马列主义书籍寄给赵悟尘。赵悟尘等工会干部和党员团员阅读后，有选择地将《向导》、《新青年》、《工人与政党》、《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分发给进步印刷工人传阅，培养了一批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土，后来有30多名大连印刷工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向各地组织发出指示，要求组织群众集会、游行示威、罢课、罢工、罢市，广泛开展爱国反帝运动。共青团大连特支根据中央指示，立时开会决定：由杨志云负责旅顺学生罢课，傅景阳负责铁路机器场工人罢工，赵悟尘负责大连印刷工人罢工，还领导印刷工人把“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贴在市内的电线杆上，把“日本小鬼真正顽，夺我旅顺大连湾。十二年三月廿六日，期满了它不交还。小小妖魔黑心肠，让它几回不自满。”等反日传单散发在西岗大戏院和大连警察署门前的大广场一带公共场所，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推动了爱国反帝斗争在大连的发展。

日本殖民当局视赵悟尘及其领导的大连印刷工会如洪水猛兽。赵悟尘刚从广州返回大连，大连警察署即发现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选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名单》上，赵悟尘的名字赫然醒目。他们早就欲处置赵悟尘，以消除其对大连反帝斗争的影响，得知赵悟尘成为全中国的工人运动领袖，更加感到其在大连的活动，严重威胁日本对关东洲的统治，遂动用强权政治，以赵悟尘“煽动工人罢工，扰乱治安”为罪名，将他“驱逐出境”。共青团大连特支将此情况向团中央作了书面报告。中华全国总工会闻知此事，在《工人之路》特号上载文，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驱逐”赵悟尘、压迫大连工人的罪行。

返乡教书等安置 染病离世终念党

赵悟尘被迫离开大连，但他心系大连工人运动，与大连印刷工会干部王守国等人保持联系，并指导满洲报社的印刷工会小组长杨书阁和工会积极分子李贺民发动工友开展反对日本工头压迫的斗争，获得胜利。

赵悟尘回到营口老家后积极与组织联系，要求分配他工作。1925年10月，根据他的要求，共青团大连特支专门写信给团中央：“兹有同志赵悟尘因此番沪案，运动印刷工人罢工，结果被日本驱逐出境，现在家闲居，如此实非长策。惟总校拟派同学赴苏留学一事，不知近来进行如何，如是可能，连地将派他前往……如此事不可能时，也望中局（团中央）为他安置工作的地方，或北京、上海，无论如何总要使他有所工作，勿使久闲家中。”团中央接到大连特支的信后立即回复：将在内地安置赵悟尘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特殊年代的种种客观原因，过了很长时间，赵悟尘要求分配他工作的愿望仍未能实现。1925年12月下旬，中央发出《121号通告》，指示将超龄团员转党。北方区直接介绍大连8名超龄团员转为党员，身在营口老家的赵悟尘遗憾地错过了机会。

为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先到团瓢村一所学校任教，继续等待组织上为其“在内地安置工作”。1931年日本军队占领盖平后的一天，听说日本人要进村查户了，赵悟尘知道事情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来的，为了不给亲人和村里人找麻烦，赵悟尘主动提出辞职，并报考了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在师范读书期间，赵悟尘照样经常向同学们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在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三年。毕业后又回到离他家七八里地的古台子屯小学继续从事教学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赵悟尘一直未能得到组织上的联系，长期焦急忧虑，沉疴在身。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赵悟尘闻讯欣喜若狂，他立即准备重新踏上曾经长期工作和战斗过的大连这片热土，却不幸突染重疾。生命垂危时，他对妻子说：“要相信共产党，不久党就会来的，你把孩子养大后，让他们都参加共产党的部队打敌人。”1945年10月3日，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赵悟尘病逝，享年4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