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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20世纪90年代，纪玉芝搬到北京市西城区广内街道广安门北街20号院，一直被小区内污水管线、停车等难题困扰，甚至因此影响邻里关系。

该院1995年由六家产权单位集资建成，产权关系较为复杂且未完成房改，存在责任主体不明确、物业服务内容和标准不清等问题。

把解决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与党组织自身发展结合起来，才能维护各方利益，尽力化解矛盾。

2020年5月，广内街道在该院内成立了北京市首个物业管理委员会，同时成立物管会临时党支部，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物管会的组建，不仅解决了居民烦心事，更树立起居民主人翁意识，形成居民参与协商自治的新局面。”西便门内社区党委书记苏砺说，物管会梳理了小区“问题清单”，对照清单发动居民共同破解物业管理难题。

“通过社区党员干部、物管会和各个产权单位不断沟通，房本总算有了。”纪玉芝说，困扰自己的“心病”终于治好了。

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发展需要、首创精神，激发基层治理活力，真正解决矛盾。

走进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百家村的好客王家自然村，干净整洁的乡村街道、七彩清新的屋墙壁画、充满智慧的治村规约，令人耳目一新。

挂职姚家乡百家村任党支部书记助理的田飞说，百家村秀美乡村建设之初，坚持发挥党的引领作用，组建由德高望重的村民、回乡创业者、乡镇技术人员、热心人士构成的村民理事会、村民促进会、村民互助会、村民监督委员会等“四会”群众自治组织，做到村事村民办、办事有监督，打造乡村建设、乡风文明、村务管理、资源共享的“升级版”。

在“五拆五清”过程中，党员干部和乡贤带头，“四会”搭起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顺利对危旧房、空心房、旱厕、粮仓无偿拆除。

自然村苏家塘成立临时党小组，与“四会”一起工作，并专门带领不愿拆的群众前往周边乡村观摩。经过一番学习，村里老人的思想有了改变，回来不仅主动拆，还积极动员大家拆，带动全村实现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过程，实质上也是党群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更是巩固社会治理民心基础的过程。

乘——“小社区”撬动群众“大幸福”

北京，首善之区。

来到海淀区石油共生大院，工业风的建筑映入眼帘，老式的红砖墙、石油管道融合空中连廊，设计新颖。然而，过去因产权关系复杂，这里曾满眼衰败、空间杂乱。

改变源于2019年5月，学院路街道开始规划建设石油共生大院。

“通过街道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多次协调产权单位，推动职工、居民共享空间。”学院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郑鹏说，2020年10月1日，依托石油大院老旧平房建筑和院落文化肌理，新老建筑共存、新老居民共生、新老文化共融的石油共生大院投入使用。

大院采取“政府指导扶持＋社会组织运维管理＋志愿者志愿服务＋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专业部门和社会监督”的运维管理模式，街区、校区、园区、社区之间逐渐打开彼此“心墙”，形成交集和共识，“鹊桥会”等各种群众活动越来越多。

“从满足居民的生存需求，到满足文化健体、养老育儿的升级需求，再到规划满足科技交流等新需求，街道党工委在尽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世纪70年代就居住在大院的居民朱开成说。

武汉，英雄之城。

去年2月，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时，汉阳区江欣苑社区党员干部冒着风险，将居民钟呼毅和其老伴儿送到医院。为表示感谢，钟呼毅送上锦旗。

疫情面前，社区党员干部有勇有情，亦有谋。

200多名社区党员，如何联系服务20000多名社区居民？

在江欣苑社区，每个楼栋长、单元长都是党员，背后是“党组织书记—党支部委员—党小组长—党员—楼栋长—单元长”六级组织体系；疫情期间，数百名下沉党员打造出敲门不见人、服务不见面、隔离不隔爱、宅家不宅心的暖心服务；疫情之后，社区党委将党支部建在了家门口。

帮助群众就业创业、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居民文明素质……社区中，社会组织的活力被充分激发，先后成立礼、义、仁、智、信五大类自治社会组织和文化协会45个，绝大多数协会责任人是党员。

过去常有的麻将声、吵架声少了，健身、唱戏、参加非遗系列活动的居民多了。江欣苑社区党建指导员朱华桥说：“文化生活丰富了，日子自然也过得舒心了。”

当前，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需求更加广泛。不变的是，用心治理好“小社区”，撬动群众“大幸福”。

除——分类施策解民生“痛点”

“电梯安装前，我曾经因为爬楼困难，被迫搬下楼。”今年85岁的7层住户孙志荣想起一周不出屋的经历，唏嘘不已。

武汉市西马街道江汉北路社区42号小区建于20世纪80年代。300多户居民中，六成是70岁以上老人。孙志荣记得，有人曾在3层和5层放置凳子，供老人歇脚。“当时想，要有部电梯，多好。”孙志荣说。

2017年，西马街道和江汉北路社区主动作为，在居民达成共识的前提下，将加装电梯一事纳入“三代”机制：为居民诉求代理、意愿代言、事务代办。社区收集加装电梯所需的资料，街道则负责畅通各职能部门。

最终，经过社区党委书记施敏等党员干部协调，采取1、2层群众不出钱，楼上为单位出大头、政府出惠民政策、居民出少量钱等方式，加装了电梯。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群众利益诉求逐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菜贩子”“菜管家”“金喇叭”“胖大姐”“老马哥”“协作人”“议事佬”……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当地结合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工作，组建七支志愿服务队，为群众提供理论政策宣讲、矛盾化解等多项服务，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菜管家’为全村的菜农们提供技术服务，不断提升蔬菜产量和品质。‘菜贩子’则不断拓宽林原村蔬菜销售渠道，提高菜农种植效益。”林原村党委书记麻三占说，即便同是蔬菜产业，村民需求也不相同：有的人希望提供技术服务，有的人希望拓宽销售渠道。这就需要党组织根据具体诉求，思考不同的服务方向，制定不同的服务内容。

针对影响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症结，针对不同群体及同一群体的不同诉求，分类施策、精准发力，着力解决民生“痛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党是领导核心，人民群众具体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是长短不同的半径。解码新时代党群关系“方程式”，仍然需要在党群关系同心圆中找寻答案。

这一“方程式”的答案，就在民心汇聚初心的实践中，就在初心连着民心的探索里。

（参与采写：刘宗荣、邢广利、孙楠、徐曼曼、常清潭、叶挺、鲁畅）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