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七十余年来，我国在文学领域取得了同其它领域一样举世瞩目的成绩。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学”，还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新时期文学，我国的文坛发展可谓是朝气蓬勃，出现了众多优秀的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中的佼佼者不仅获得了我国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国家级大奖，甚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一众国际性文学大奖，实现了我国文学与世界文坛的有效对接——“引进来”与“走出去”不断深化与完善。面对如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作家作品，确实需要有心人对其进行记录与整理，而这种记录评析不是那种停留于文学史当中的文本概括归纳，而是进行面对面的带有温度与情感的深度交流。的确，这些作家多年来已经被无数媒体记者做过采访报道了，但我们通过多年来作家们的口口相传，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采访文本对比后发现，舒晋瑜的采访记录是其中公认的翘楚。特别是自其2014年以来陆续推出的四本重量级的文学访谈录，所选作家之高端、采访内容之深度、社会反响之热烈、影响意义之深远等等，是对我国国家级文学奖评奖工作的有益记录整理，堪作全面系统的档案式总结，更是进一步了解诸多名家名作的有效途径。

一、获取灵感源于深入生活的创作

面对我国文坛这灿若群星的作家作品，获得鲁奖的作家们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人士，诸多获奖作品也是有口皆碑的上乘之作。于是，无论是对写作爱好者也好，还是普通读者也罢，当我们读完这些锦绣华章之后，我们实际上都会闪现出一个共同的问题——这些佳作究竟是作家们怎样写出来的？他们的灵感从何而来？他们是怎样几十年如一日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的？好在舒晋瑜同样怀揣着这些我们共有的问题，在与诸多名家的深入交流中，她让这些问题通过不同名家之口，以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他们的灵感究竟是怎样获得的，又是怎样化成一篇篇文质兼美的佳作的。

比如凭借小小说集《俗世奇人（全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项的冯骥才对灵感的理解，他首先讲到小小说对他讲是非常独特的思维，是先发现结尾，倒过来写去写成的。他特别注重细节，认为黄金般的细节极其重要。并举例《聊斋志异·口技》和《万卡》的细节与结尾的妙处。而这种黄金般的细节和结尾却不是想刻意写就能写出来的，这需要长期的生活积累。他说：“周恩来说：‘长期积累，偶然得之’，生活是大量的吸收、感受、思考，没有约束，没有限定、所谓得到是生活赐给你的，是上帝拍了一下脑门，是偶然的生活给你的细节，也可能是有了灵感，自蹦出来的。好的东西都是蹦出来的。如果写作需要绞尽脑汁，干脆别写了——写作是件很愉快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要选择特别好的情节，可能陷入苦思冥想，但是小说表现的时候还应该是带着灵气出来的。”我们都知道，冯骥才的创作纵贯五十年，真可谓是诸体皆备、诸体皆擅，在长中短篇、散文随笔，乃至绘画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由他先来谈灵感的获得很是有说服力，但从他强调的观点可以看出，灵感获得的状态是长期性的积累，并且是松弛的、自然的状态的获得，绝不是苦熬硬憋写出来的，并且，一定要深入一线生活去接地气感受。

二、个人与时代的辩证关系

恰如个人无法脱离集体单独生存一样，即便个人再离群索居，他依然身处于整个时代洪流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相应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对于关注现实主义创作的作家们而言，不仅仅是其肩负的社会责任让他们必须对整个时代予以观照，就想要写出能够直指人心的作品，也必然要求他们无法脱离时代而书写，个人与时代必然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恰如范小青所说：“个人的东西中，必定有历史和时代的宏大，而宏大的东西，也必定是体现在某个具体的人和事上，这个具体的人和事，可以是大人物、大事件，也可以是小人物和小事件。”

也正是源于这样无法分割的辩证关系，诸多作家将视线一次次投身于所处的时代，关注现实社会发生的大事件与小事件、大人物与小人物的故事，进而艺术加工到自己的作品中。以范小青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城乡简史》为例，这部小说写作于2005年，彼时，正是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时代背景，范小青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社会现象——这自然是千百年来罕见的，随之给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带来一系列相应的社会问题，比如使用了很长时间的“农民工”一词、打工子弟学校、春运返工潮、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等。农民进城务工，在给城市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弱势群体、城市的底层与边缘人，一度很难与所在城市融为一体，比如他们的到来挤占了城市本有的各种社会便利与资源，他们的就医、住房、子女上学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一定时间之内都是国家关注与紧抓的民生问题。当然，随着时代的进步，里面不少问题已经逐步得到解决，我国城乡也在一步步走向共同富裕。范小青对此有着自己独到的观察与体悟，从而书写出了这篇广受认可的名篇，并且他的这部作品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认可，大家认为本篇小说“从个人命运的小角度反映了时代变化的大主题。”

三、好作品的标准与作家对创作的认知

当众位作家抓住灵感、凭借扎实的积累、结合时代的馈赠，进而撰写出自己颇为满意的佳作时，特别是这些佳作获得了一系列大奖时，这些作品无疑就会被称为“好作品”。首先，好作品的评价标准固然有见仁见智的成分，自古文无第一。不过，好作品在诸多作家的阐述中，依然有一些公认的要素在里面，也就是说，能够称为“好作品”必须要具备一些不可或缺的元素。

“短篇小说之王”刘庆邦有关短篇小说力量的说明格外形象，他说：“一粒子弹，如果用手把它投出去，不会产生多大力量。同样一粒子弹，把它放在枪膛里射出去，由于速度的作用，它所产生的力量要大得多。”也就是说，短篇小说既然作为短小精悍之制，若是冗长拖泥带水，必然难以带来速度与力量上应有的优势，也必然难以达到好作品的标准。而对于小说而言，塑造出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依然是第一文学标的，古今中外进入经典名著行列的，无不是因为其塑造出了成功的人物形象所致，列席于经典人物长廊。所以，在刘庆邦看来，成功的小说必然是写人的成功，把人的情感与心灵写到人性的深处。他以最新长篇小说《家长》为例，他说：“作为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得把其中的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写得有鼻子有眼、有心有肺、有血有肉，写活、写立体，能够立得住才行。如果人物形象是模糊的，让人无从想象，甚至连一个人物的名字都记不住，那就很难说小说是成功的。”可以看出，刘庆邦关于成功小说的标准，无论是从短篇小说的力量，还是塑造人物形象，无疑都是好作品应有的题中之意。刘庆邦的说法和冯骥才谈《俗世奇人》时有异曲同工之妙，冯骥才说：“小说成功与否，往往要看掩卷之后，书中的人物能不能跑出来，立在书上。《俗世奇人》里的这组人物，基本上把天津人的性格留在纸上了。我觉得这是最深刻的文化，也不容易被忘掉。”《俗世奇人》其成功之处在于运用一个人一个故事一篇小说的格式，犹如雕工一样，对这个人物形象进行有声有色有脾气有模样的精雕细琢，于是落笔之后，这些人物的确是活脱脱地站立了起来。

当然，这些作家对好作品的评价标准自然是从其自身角度出发，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胃口的差异，但恰恰这种角度的差异，带来了更为全方位的对作品的品评和对创作的认知。比如当舒晋瑜问到陈应松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作家时，陈应松的回答注重的也是个体差异性，因为唯有差异性、陌生化、异质化才会有辨识度，才能够在众多作家作品中脱颖而出，所以陈应松格外强调小说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又源于作家的孤独性——但这种孤独不是刻意为之的脱离社会，而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获得自然也是因人而异，在陈应松，就是因为与其早期的语言训练有关，他说：“我的小说与大多数人不同，正是得益于自己的诗歌素养，我的语言的音乐感，描写的诗意，节奏感以及追求小说的密度、凝练和小说排列的美感，以及处处象征意味，都是与写过诗分不开的。这与完全没写过诗的作家完全不同。”而实际上，得益于诗化滋养的小说家、散文家有相当一批，比如阿来、鲍尔吉·原野、李汉荣等等，都是写作诗歌出身，并且也确实因为诗歌的滋养，而让他们日后的作品大放异彩。

舒晋瑜采访的诸位名家，显然都不是普通的作者，他们中许多人的文字都被译成多国文字，形成了海外影响。通读舒晋瑜文学访谈录可以看到，诸多作家面对当代文学的“引进来”与“走出去”都有自己的独特感受，尤其是鲁迅文学奖中专门设立了翻译彩虹奖，几位获奖作家的现身说法，更是让读者切实知道了当代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接情况，这种国际视野的深度访谈，显然提升了读者了解当今整个文坛的维度。

比起作家们的作品译介，直接参与这个工作的翻译家显然更有发言权，以许金龙为例，他是凭借翻译大江健三郎作品而获得鲁奖的翻译家，他对中日文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清楚。他认为，中国文学想进一步“走出去”，可以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那就是：“由各国学者向日本政府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翻译样章，再由日本学者审阅评估其翻译质量，合格者才能从日本政府手里获得翻译出版资助。”这样一来，的确就可以快速地找到合适的译者、保证翻译质量，并能精准翻译范围，同时，还能少花钱、多办事、办好事。这是日本摸索多年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文学走向世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显然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四、众位名家背后鲜为人知的创作故事

舒晋瑜撰写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其很重要的收获就是将一众名家从高高在上的仰望视角请下来，让他们坐到广大读者面前。舒晋瑜化身众位读者的优秀代表，为大家询问诸多大家共同想知道的有关创作的相关问题。当众位名家打开心扉后，畅谈甚欢，从而借助获奖作品谈出了一系列背后鲜为人知的创作心路历程。这些背后的故事丰富多彩，或幽默风趣，或辛酸凄楚，或跌宕坎坷，或酣畅淋漓，不一而足，不仅大大增强了本书的丰富性，更对了解与研究这些作家作品有着诸多的裨益。

比如雷达谈及撰写祭奠初恋恋人韩金菊的散文名篇《韩金菊》。最初，雷达并不想写该文，因为这是他一生的痛。可是，随着年岁见长，这段五十年前深藏在雷达心中的往事，总是让他觉得不吐不快。再不写下来，可能就无力去写，永远沉埋了，这是雷达很不甘心的地方。可是，当雷达提笔之后，却又一度伤心到无法继续。一切都是非虚构的，都是往事的真实再现。他甚至能够想起韩金菊家几次搬家的门牌号，那些细节可谓刻骨铭心。最初，他只是想让这篇散文在《作家》为自己开设的“西北往事”专栏刊登下即可，不愿意更多的人看到。可是，当刘兆林、弋舟、张雅文等一些作家及他的博士生们在杂志上看到后，纷纷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一定要拿到微信公众号上发。于是，他的想法改变了，就不再害怕这段背后故事被更多的人看到。而随后，自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后，点击量迅速破万，留言之多令他大大出乎意外。无数人被这篇“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读来“几度哽咽”，甚至“每读一遍，都要流一次泪”的动人篇章打动。雷达在访谈中表示面对这样的场景固然非常感动，可他也无法进行总结，他同意这样两句留言：“历史真相隐藏在语言的暗流涌动之中，”是“个人命运与时代面影的交叠合一”。

五、正确认知获奖对作家与社会的影响

舒晋瑜所采访的对象，都是写作领域的佼佼者，许多人都是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大奖的名家大家。通过舒晋瑜的采访录我们看到，这些作家在娓娓道来的阐述中，逐渐敞开了心扉，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个籍籍无名的写作者，通过各种努力成长为文坛占有一席之地的知名作家。而这个过程中，获奖恰如副产品一样，各种荣誉纷至沓来。那么，这就自然带来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作家们对于写作获奖来说，应秉持怎样的心态？比如，是为了获奖而写作？当获奖了以后，自己何去何从呢？等等，这的确就需要正确认知，获奖对作家们带来怎样的影响。

好在，访谈录里的许多获奖作家与大奖评委，都传递出了颇为令人赞赏的真知灼见，对待奖项应有的正确态度，虽然我们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但这种提醒依然有其强调的价值。比如三次获得鲁奖的作家李鸣生就有很清醒的认知，他说：“获奖仅是衡量作品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非唯一的标准。获奖的不一定都是好作品，没获奖的肯定有好作品。我的观点是：作品能获奖是好事，可以让更多的人读到作品。但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奖。从写作的本质意义上讲，一个真正的作家与奖无关；验证作品好坏的不只是奖项，更重要的是读者、是时间。”这种观点与评委丁帆的想法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他认为：“只有思考我的下一部作品能不能比这一部更好，才能对得起这些名利，要让人家看看，鲁奖也好，茅奖也好，是有好作品的。”丁帆强调的是，作家不是不可以看重名利，但一定要把握尺度，不能屈服于名利。作家们真正应该追求的是作品的内涵、作品的思想和作品的审美。从媒体的追逐、报刊的炒作中抽身出来，“不畏浮云遮望眼”。显然，面对这些奖项，虽然让所有人都能做到像居里夫人那样拿着奖章给孩子玩显得苛刻，但却是应该认识到，获奖不过是对自己之前努力的肯定，如何超越自己，让自己对得起获得的这项荣誉，才是作家们真正应该思考的问题。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部分省市来说，作家一旦获得茅奖、鲁奖这样的国家级文学大奖，不仅可以拿到所获得的奖金荣誉，出版更加顺利，还会得到当地在住房奖励、晋职称优先等一系列巨大福利。这种名利双收带来的后果虽说能够一定意义上鼓舞作家们创作，但另一个层面就是作家为了获奖而写作的功利主义现象出现，甚至滋生“跑奖”等腐败与不正之风。因而，作家们务必保持平和谦逊的积极心态，来应对获奖之后心态带来的变化。

舒晋瑜所采访的作家数目上与质量上都是很可观的，由于这些作家在诸如诗歌、散文、散文诗、文学评论、报告文学、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上都有重要建树，因而结合起来看，让舒晋瑜的文学访谈录甚至带有别样的文学简史的效果。众多作家们在与舒晋瑜的畅谈中话题越打越开，不仅仅拘泥于文本，还把自己的兴趣爱好、阅读写作经历全面地阐释了出来，因而文本也便带有了作家评传的效果。阅读这些访谈录，真的就是在听一位位文学家在讲学，讲创作心得，讲成长故事，讲对文学的见解。比起在众多文学报刊上作者写的那些创作谈，舒晋瑜的访谈录更是全方位、立体式地展现了一篇篇作家的深度创作谈。

2022年是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年，将四年来我国文坛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杂文、理论评论、文学翻译等领域取得的优秀作品评选出来，以奖励先进、激励后人。当此之际，舒晋瑜撰写的《深度对话鲁奖作家》出版真可谓是正逢其时，不仅对新一届鲁奖评选工作有着巨大的参考裨益，更是协同即将出炉的一批精品力作一起，成为献给我党二十大胜利召开的文化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