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郑恩波

掐指算来，自1958年8月5日，我在共青团辽宁省委机关报《共青团员报》文艺副刊发表第一篇有点“文气”的通讯《太行山下修运河》开始，到今天已经整整63年了。63年来，不论是百花吐艳的阳春时节，还是风暴肆虐的艰难岁月，我始终走在执笔为文的道路上，用时下业内行话说，我也是有63年文龄的老人了。

63年来，我都做了些什么？我认真地盘算了一下。成本的独著、独译的成果好算，零散见诸报刊的单篇文章、译文有多少？我怎么也想不全。为了把已有的劳动成果汇聚起来，想起前辈作家、翻译家出版文集的做法，也想向他们学习，让成本的独著、独译和散不成军的单篇文章、译文分门别类排列成队，自己看，心里有数，舒坦，别人看也一目了然。一句话，费点心，出点力，出一套文集，作为一生事业的小结。这是整理、出版这套16卷文集的目的之一（与他人合著、合译的作品一律未收在文集内）。

出版文集的目的之二，是向党和人民，向敬爱的周总理，向抚育我的父母长辈和故土乡亲，向教过我的老师，向鼎立相助的朋友表达我最深挚的感谢之意。

82年前，我出生在辽宁省盖州市离渤海白沙湾不远，中长铁路旁边五美房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祖父、祖母和母亲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父亲虽然读过初小，但没有毕业，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口袋。解放了，共产党让苦海中的人们见到了太阳。1948年，在解放战争大反攻、大决战的历史时刻，我走进了共产党开办的初级小学校，从此，我一口气读完了初小、高小、初中、高中。1959年，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凯歌声中，我同时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录取。根据国家需要，我割舍了北大，到留苏预备部报了到，准备学习一年俄语，然后赴苏留学。不料，第二年夏天，中苏关系骤变，留苏之梦化为泡影。两个月后，我又作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代培生，享受特等助学金，进了我自中学时代起就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大学毕业后，根据工作需要，又两次被公派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和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大学学习。我共有22年学历，在同代人当中，我的学历之长是罕见的。留学期间，我除了分别享受进修生、进修学者的优厚待遇外，我的家人还两次享受我的70%和100%工资待遇。对于今天自费留学的青年来说，这也许是不可置信的。大半生中，我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社、中国艺术研究院三个单位工作过。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唯一的中、外文学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享受国家特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高级专家。我早已是中国作协、中国译协会员，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外籍荣誉会员。阿尔巴尼亚“纳伊姆·弗拉舍里”勋章、阿尔巴尼亚科学院荣誉院士勋章、德里特洛·阿果里勋章获得者。总之，我是得到国家太多厚爱与恩宠的人，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要做党和人民的孝子，如果有丁点儿三心二意，都要丧尽天良。

每当我想起敬爱的周总理，脑海里顿时就浮现出我那宽厚慈祥的老父亲，因为是他老人家提议和批准，52年前我从混乱的学部（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到了《人民日报》社。简单说，事情是这样的：我留阿毕业陪完中国印刷技术专家回国后，正是中阿友谊与合作迅猛发展时期，阿语翻译成了中央各部委奇缺的人才。有五个中央部门抢着调我去工作，其中解放军某部和人民日报国际部为调我争执起来，最后问题提交到周总理那里。因为从建国以来，报纸的国际宣传工作，一直是在周总理领导下进行的。周总理对报社国际部负责人戴枫同志讲，不要争了，报社应发扬风格，让给解放军吧。最近一个时期，他在《人民日报》国际版经常读到署名“红山鹰”的阿尔巴尼亚通讯，文章写得不错，看来作者是懂阿尔巴尼亚文的，国际部是否可以考虑调这个“红山鹰”到报社工作？戴枫同志告诉周总理，“红山鹰”正是他们要调的郑恩波。周总理高兴地说，噢，那样的话，郑恩波还是到报社国际部工作更合适。于是解放军某部便把事先准备好的调动干部必备材料主动转给了《人民日报》社。报社“特事特办”，给周总理提交了调人报告，总理很快做了批复。这样，《人民日报》国际部便很顺利地把我从所属的已经人事冻结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调到《人民日报》社。这是我的命运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路上迈出的最关键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我终生事业定了位，铸就了我平生既从事新闻文学、文学翻译，又搞文艺评论的三栖文人的模样，并激励我为成为一个阿尔巴尼亚文学和文化行家拼搏不息。周总理是我的第一个要感谢的人，我的一切成绩都与他老人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常言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条好汉三个帮。”我年轻的时候遇到的几个坎儿，是靠几个贵人鼎力相助才跨过去的。第一个贵人是对我有知遇之恩的初三班主任、语文老师王振洪先生。我们家经济条件不好，临近初中毕业时我想报考中等师范，因为师范学校有助学金，可以免去父母不小的负担。可是，王老师不同意，他喜欢我的作文，觉得我应该上高中，将来进大学深造。为此，他正式找我谈了两次话，说那一年学校有保送免试高中生名额。我是他推荐的我们班的四名保送生的第一名。我愉快地接受了王老师的建议。王老师是个说到做到的人，那一年，我以五好学生的成绩毕业，被保送进入省重点中学——熊岳高中。我经常想：65年前，如果我不上高中，而上了师范，今生的历史该怎样书写？

我的第二个贵人是高二时的语文老师胡佩兰先生。青少年都具有可塑性，我在读初中时已显出一些文学方面的特长，可是，到了高中，看了《渡江侦察记》《夏天的故事》《平原游击队》等几部电影之后，对孙道临、张良、赵联、陈述、方化等演员着了迷，萌生了考电影学院，当演员的念头。这个时候，恰好我的一篇作文被胡佩兰老师看中，她不仅给我写了三页半评语，说了好多鼓励的话，而且还在两个班里朗诵了它。此外，她还特别指点我要多读冰心、巴金等名家的散文，要善于捕捉细节等等。佩兰老师原是《东北日报》的记者，报社的四大才女之一，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我对她很尊敬，很崇拜，觉得自己还是学文学才对。是胡老师对我的厚待和指教，让我从此再也没有偏离文学的大方向。

注：东北日报四大才女是傅冬（即傅作义将军之女傅冬菊）、柏生、迎秀和胡佩兰。

我今生的第三个贵人是高中时的班长潘玉新。我家弟妹多，只有父亲一人干活养活全家，原本就经济困难，1957年秋天，母亲又得了重病，家里的生活完全瘫痪了，继续读书都成了问题。幸好家住熊岳城的二伯父让我吃住在他家，让我一定要读完高中。可是，二伯父家境也不宽裕，特别是恩慈二哥上了民办高中以后，家里花销增加了很多。我想必须为二伯父减轻负担。我找到班长潘玉新同学请求帮助。玉新大我四岁，比我成熟老练得多，心地又很善良。他说：“你别上火，我找班主任董鸿泽老师商量商量。”第二天大清早，还没开始上课，他就通知我：“问题解决了。最近学校的助学金增加了一些，自本月开始每个月会给你追加八元五角的助学金。”8.5元，一个月的伙食费全够了！这份及时追加的助学金使我顺利地毕了业，所以说他是我的又一个贵人。

我永远铭记在心、感激不尽的还有熊岳高中领导，特别是鲁克承校长、郭健夫书记、张家翰老主任和团委书记张明仁老师。是他们认真、正确地贯彻执行全面发展、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重视、呵护我这个喜欢文艺的特长生，为我创造条件，保证业余创作，我才写出了《太平山下情谊长》小歌剧，荣获了全县文艺汇演创作、演出一等奖。是张明仁书记代表学校团委推荐我作《共青团报》通讯员，让我写作的动力大增，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发表了十篇散文，为母校扩大了影响，同时也让自己提高了写作能力，高考时才获得了作文分、语文综合分，文科总分均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同时录取。这件事已经成为母校几十年的“传奇”。其实，我的那点成绩完全是母校厚爱和特别培养的结果。所以13年前便把我最大的财产——所有的藏书连同自己的手稿、作品一并捐赠给了母校，希望为母校的文化建设尽点绵薄之力。

回首往事，我还要对盖州市党、政历届领导表达特别的感念之情。自从1958年全县文艺汇演我得了嘉奖，县文化馆把我列入“另册”以后，县领导、县文联与作协就一直未间断对我的关注与关心。几乎每届县（市）领导都接见过我。作协邀我当顾问，为青少年作文比赛获奖作品集写序言，多次请我回故乡为文学爱好者讲学，为我举办作品研讨会、推介会。1993年春节后，市委宣传部长杨兴华提议，市教委主任崔德森写序，从我的散文选《望儿山·多瑙河·紫禁城》中挑选了15篇作品，出版了《故乡情丝》一书，在全盖州中小学里，作为乡土教材发行。这是故乡人民对我最高的奖赏，它提醒我永远都是故乡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永远都要走在正道上。

我非常佩服、敬仰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武兆令、徐稚芳、陆嘉玉三位先生渊博、全面的学识，严谨、务实的学风，是在他们谆谆的教导和深刻的影响下，我渐渐地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听兆令老师讲“车、别、杜”，我目清神爽，“如听仙乐耳暂明”。我觉得车、别、杜这些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的思想观点都比如今新潮人士的“理论”先进、深刻，让我受益一辈子。听徐稚芳老师分析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俄文原作，我是如醉如痴，极大地提高了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对我一生写作艺术鉴赏文章帮助甚大。嘉玉老师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梳理和阐释非常精辟、透彻，是我写作文艺评论必须的基础营养。他（她）们的教导给我的作品刻上了鲜明的“北大印”。

曾经的上海滩红小鬼、地下党员、新中国首批常驻苏联的得力记者，我国新闻战线上的老兵，《环球时报》的创办者，在任何环境下都敢于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真正的共产党员戴枫；62年如一日与我同舟共济、并肩前行的郭民；落难时刻待我亲如兄弟的杨振麟师傅是我今生最好的朋友。今生我为有这三位挚友感到无比幸福和荣耀。

2021.9.3

郑恩波小传——

郑恩波，男，满族，1939年4月3日（农历2月14日）生于辽宁省盖州市九寨镇五美房村。中共党员。笔名红山鹰、洪英、辛文冰、章正博等。是中、外文学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唯一的外籍荣誉会员，塞尔维亚“兹玛依”儿童文学家协会终身会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院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现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顾问，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南国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南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欧美同学会连续五届理事会理事、东欧分会副会长。

2019年荣获阿尔巴尼亚总统颁发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最高荣誉奖“纳伊姆·弗拉舍里”勋章、阿尔巴尼亚科学院荣誉院士勋章、德里特洛·阿果里勋章。

高中毕业（1959年）高考以作文分、语文总分及文科总分全省第一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同时录取。

1964年在北大毕业前夕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作为中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进修生被派到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学习、进修阿尔巴尼亚语言文学。1968年7月至1969年7月，被对外文委借调到阿尔巴尼亚担任中国印刷专家翻译，其间应《人民日报》国际部特邀，撰写了10多篇“阿尔巴尼亚通讯”，以“红山鹰”笔名发表在《人民日报》等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引起周恩来总理的关注。经周总理提议和批准正式调入《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和翻译十年，这是作者最感荣幸和最富光彩的一段经历。曾被确定为《人民日报》驻阿尔巴尼亚记者站首席记者，后因中阿关系恶化未能赴阿。为不辜负敬爱的周总理的关爱和厚望，当一个真正的阿尔巴尼亚文学、文化通，也为了从事自己从中学时代就十分热爱、痴迷的文学事业，1978年7月调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专心致志从事文学翻译和中外文学研究工作，成为公认的研究东欧文学和刘绍棠乡土文学的专家。1980年10月至1982年10月，受外文所派遣，到南斯拉夫诺维萨德大学文学研究所进修南斯拉夫文学两年。进修期间，应我驻南使馆邀请，五次为中国访南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当翻译。1982年春，被“兹玛依”儿童文学家协会接纳为终身会员。1982年11月至1992年7月在外文所从事阿、南及中国文学研究工作，并于1986年11月至1992年7月肩负外文所科研处领导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秘书长的重担。1992年7月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主任。1994年晋升为中外文学研究员，1995年任院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主任。1998年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2001年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南国艺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南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至今。2005年被阿尔巴尼亚作家与艺术家协会宣布为该会荣誉会员。

2003年，应国家物探局之邀赴阿尔巴尼亚做翻译工作四个月。2004年－2005年，应中广公司之邀，作为翻译和特派记者赴阿工作十个月，写出系列报告文学集《响彻寰宇的中华之声》。迄今已执笔为文64年，发表、出版学术研究著作、文艺评论、文学创作、文学译作等各类作品逾800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