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在教育教学岗位上工作了41年的我“解甲归田”，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退休后的新生活。抚今追昔，感慨万千：41个春秋，在人之一生当中，说长不算长，说短亦不短。其间的酸甜苦辣，如今回忆起来，总是心有波澜。

1955年，我出生于盖县矿洞沟公社玉石洞大队（旧称）。1972年，我中学毕业，那年，公社决定从每个生产大队当年毕业的学生中选出两名，参加“师训班”学习，目的是培养一批民办教师。大概是命中注定吧，我很幸运地被选中。在参加了一年的培训学习后，我便回到了玉石洞大队村小当起了民办教师，自此，干起了“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自从参加工作，我先后在盖县矿洞沟公社玉石洞小学、盖州市红花峪农场车站小学、盖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工作过。其间，既任过学科教师，亦做过领导工作。因工作角色的不同，其经历与感受亦不尽相同，但相同的是，无论担任哪种角色，教书育人、为人师表，都被我视为自己事业的天职，我亦自始至终地为其努力着、奋斗着。

农村有句老话，“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孩王”。在我刚参加工作那个年代，真的很少有人愿意当一名教师。况且，“臭老九”这顶帽子，早已结结实实地扣在了老师的头上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可谓一落千丈。更有甚者，那时的“读书无用论”亦甚嚣尘上，一时间读书学习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加教师工作的。

这样的一份工作，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好汉不稀干，赖汉还真的就干不来。说实在的，刚刚站在三尺讲台上，我还真的不自在、不适应。面对着课堂上的孩子们，我“压力山大”，不免有些胆怯，尤其是遇到有老师听课的时候，更是如临大敌，不知所措。尽管如此，课毕竟还是要讲的，于是，我就硬着头皮，学着老教师的样子，让自己自信起来。

当时的矿洞沟公社共有16个生产大队，学校按片划分出教学区来，玉石洞小学属南片区。那时学校偶尔也搞搞教学教研活动，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就迎来了一次教学拉练活动——各校领导们逐校听课。虽然我是刚参加工作的，但也没有躲过。记得我上的是一节语文课，课上得还好，没有出现什么大的纰漏和失误，这该算是我教学生涯起步的第一次亮相了。自此以后，自己才有了点儿底气，也算在讲坛上站稳了脚跟。

在以后的教学中，因为当时的教学环境及条件，也只能是一本教材、一支笔，一张课表、一张嘴，一天天、一周周地循环反复。大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味道，工作上亦未见有什么新的、大的起色。

的确，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什么教育效果，什么教学质量，基本上是被忽视的。因而，在农村那几年的教育教学工作，真的没有太多值得回忆的东西，而我印象最深的，则是多次带领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事。

在农村那几年，我基本上教的都是高年级学生，农村孩子大部分上学较晚，五六年级的孩子，就相当于农村的半个劳动力了。那时，由于农村生产设备落后，加之生产力低下，繁重的农活儿一年到头总是干不完。当时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刮风捡石头，下雨挖壕沟”，可见那时农村农活儿之多，农民是没有什么清闲时候的。而到了农忙季节，真的是“全民皆兵、全民动员”，小学五六年级的孩子，就成了参加劳动的后备军。

孩子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春秋两季，以秋季为多。此时，农业上称之为“三秋”，为农村一年中最忙时节。孩子们所干的活儿一般按年级、年龄不同进行分工。高年级的学生割高粱、扒苞米、平整梯田……学生们的劳动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半天，有时一整天，多则两三天（如生产大队搞修梯田大会战等）。更有甚者，有时我们正在上课，要下雨了，生产队放在场院里的苞米怕被雨给淋了，大队书记就会来到学校，他一声令下，我们便不得不停下课来，立马奔赴劳动“战场”。刚刚还在上着课的孩子们，才一会儿，便已经坐到了生产队的场院里扒起了苞米。

至于老师，除了教学及带领学生劳动外，还有一项特殊的任务，那就是每位老师要兼任一个生产小队的副小队长的职务，如逢小队夜战，我们是一定要参加的。夜战大多在秋收时，一般是在场院打谷子、打高粱、扒苞米，一干就干到半夜。除此之外，如果生产队分口粮，那是一定要叫上我们这些副小队长的。我想，其目的大概是防止小队私分粮食，才让我们现场监督的。

5年的农村教育教学生活，大抵就是这样，一段特殊的岁月，留下了些许特殊的记忆。

1977年，我随着父亲工作的调转，来到了红花峪农场，依然当教师。其间，令我难以忘却的有两件事，而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及帮助下，198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我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教育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党的教育事业做了些我力所能及的事。现在想来，真的没有辜负党对我的培养教育，真的没有辜负社会对我的希望，更没有辜负亲人们对我的支持及厚爱，这应该是我一生之中最感欣慰的事了。另一件事则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比较系统地参加了进修学习，完成了中师函授课程，并通过自学，获得了由辽宁大学中文系与辽宁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发的专科学历证书、由辽宁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与辽宁教育行政学院颁发的专科学历证书。就这样，有了党的培养教育，有了较系统的文化理论知识，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比较扎实的思想基础及文化理论基础。

诚然，41年教育教学工作，其间经历的大大小小事情不知有多少，但大多都如过眼烟云似地消失了，唯有其中所经历的一节课，不仅改变了我对教育的认知，且终身难忘，它给我教训，给我启示。为此，我曾以《那一课，终身难忘》为题而记之（该文发表于2011年《辽宁教育》第5期），这也算是我对多年教育教学工作的一个反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