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怀土，小草恋山。我虽然离开故土，当了65年的北京市民，但骨子里却依然还是一个地道的辽南乡下人。一望到望儿山山巅巍巍的慈母塔，我就浑身得劲儿；一见到那一片片金果累累的苹果园，我就来了精气神儿，“活像旱天里的鹅，一见到河，就连头到尾巴钻进水里。”（河南诗人苏金华的诗句）这不仅是因为慈母般的辽南大地养育了我，使我从一个天真、无知的车夫之子成长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而且还因为我与那里的父老乡亲、师长、文友一直有着拆不散、割不断，十指连心般的感情。

营口是风水宝地，土肥水美、人杰地灵，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全国闻名的诗人、书法家、音乐家。其中盖州还是民间文化繁荣的重镇。皮影、高跷秧歌(前些年在北京龙潭湖庙会上荣获过三连冠)，还有在皮影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辽剧，皆为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辽南乡土上的几道靓丽的风景。不久前，中华诗词学会命名盖州为“诗词之乡”，中国书法家协会命名盖州为“书法之乡”。我的母校熊岳高中是培养作家、艺术家的摇篮，其中培养中国作协会员11人，中国剧协、中国影协、中国美协、中国书协、中国音协、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超过30人，至于省级、市级各个艺术家协会会员则多达百余人。这在全国是罕见的。他们当中的好多人我都很熟悉，有的还是多年的朋友。多年来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大家出版了什么著作，都互相赠阅，借彼此交流，促共同长进。前不久，鄙人出版了拙著《郑恩波文集》（16卷），将书快速寄回故乡。前些日，应文友们盛情邀请，我回到故乡，又见到多年未谋面的文友，颇多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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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先从高作智说起。作智比我小一岁，我们是在熊岳高中读书时的同学，同是文学爱好者，他比我晚一年毕业。作智是望儿山下的贫家子弟，自幼聪慧伶俐，但因家境不堪，几近失学。幸得喜才爱才的鲁克承校长的呵护与关照才得以中学毕业，并读完大学文学系。大学毕业后，作智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在古城盖州打拼了18年，当过中学教员，担任过工厂政工干事，在九寨乡挂职副乡长。他脚上经常沾着泥浆，衣服上挂着草屑，是个十足的草根文化人。直到1979年，作智才进入营口市文联，从此走上文学之路，直至退休。在40多年的时间里，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编辑文学期刊《辽河》的琐碎的工作上了。作智先后担任过《辽河》杂志主编、营口市作家协会主席、营口市文联副主席。30多年前，他就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他曾在《辽河》杂志封二上立下这样的誓言：“我愿做足球场上的绿茵，只要你们把球踢好，我心甘情愿承受你们的踩踏。”几十年的成绩单充分证明，作智已经实现了这一誓言。前些年，辽宁省有10个市级文学刊物被取消，但是，《辽河》却岿然不动，而且还被评定为与省级名刊同等的二级文学期刊，取得了在国内外发行的资格。1993年第1期《辽河》出版了以全国乡土文学领军者、著名作家刘绍棠为带头人的“北京作家小说专号”。中国艺术研究院、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爱情问题”研讨会。《光明日报》文艺版对此特别报道，在全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几十年来，作智与前任主编雁翎等精心培养了一大批很有才华的作者，其中有4位成为了国家一级作家。作智本人有“辽南小说三杰（之一）”的美誉。

作智是一个多面手。几十年来，他发表了中短篇小说54篇，长篇小说2部。另发表有散文、报告文学、评论文章、民间文学、诗词等。作智先后获文学艺术创作奖14次，编辑奖4次，艺术科研奖4次，综合奖3次。

革命烈士杨运是辽南地区家喻户晓的大英雄，熊岳城风景秀丽的响水河畔立着他的塑像。几十年来，无数人向这位英雄敬献花圈、花篮，但是，人们却不知道英雄故里何在。1977年8月12日，在文学道路上刚刚起步的作智，在《辽宁日报》文艺版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带枪的人》，描写、讴歌了杨运烈士的英雄事迹。小说发表后不久，报社收到了河南省一个叫杨万现的读者的一封信。信中说，小说《带枪的人》所描写的英雄很像他的胞兄。报社把这封信转给了高作智，高作智见信后喜出望外，并且给杨万现回了信。之后，作智与杨万现往返书信18封。后在多方努力下，认定杨运确实是杨万现的胞兄。从此，杨运这位被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派到辽南从事革命活动的“老延安”的英灵回到了故里。作智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作智与我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密切交往，我们是文友、挚友。他出版的大部分著作都赠予过我，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笔，爱读他的书。他的小说（特别是近年出版的《大苇荡》和《迷城》两部长篇小说）读起来既有传统的民族味儿，又不乏新鲜感。作品中激荡着正气、豪气、英雄气。人物塑造生动，富有个性，故事情节错综复杂又有序，地方色彩浓郁、鲜明，语言生动。我觉得作智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作家、老作家了。我的另一位老同学，中国音协、书协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参谋长姜兴滨赠给作智的一首诗，对他的文学生涯作了很好的概括：

古邑名山翠绿间，柴门难掩杏花园。稚龄哲母精忠励，壮岁文坛德艺传。称巨擘，著鸿篇，生花妙笔荐轩辕。苦心换得书充栋，未负韶华虞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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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盖州文艺》创刊时，我结识了李曰明这个实诚、憨厚、纯朴的小伙子。盖州市相关部门邀请我为该市编辑出版的青少年文选《春草离离》写序，把一批他们选出来的佳作寄给我，供我参考。文章很多，篇篇都很有棱角，特色鲜明，让我爱不释手。我一方面赞叹故乡文坛根基坚实，大有才俊，另一方面也很佩服负责选择文稿的编辑。我想，文稿一定很多，参差不齐，但编辑能选出这么好的文章，可见他才气不凡。后来得知这位编辑叫李曰明，是个没上过大学的文学青年。于是，我心里有了谱儿，虽然没有跟他见过面，但心里对他已经有了好感。可是，在仔细地读了他的20余万字的散文集《城南拾旧》后，我才恍然大悟，曰明何止是一个很有才华的编辑，他分明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散文作家！

你看，他用朴实无华、简洁精练的语言，对自己、家人、邻里、学友、文友的人生经历，真实而生动地描述；对个人志趣、爱好，理想、情感，原原本本、有滋有味地坦露，把盖州古城半个多世纪经历的风风雨雨和人情、世情、风情的嬗变，展现得那么深刻感人，发人深思。天下文章人人都能写，但笔下有文采，有风格，能给读者留下难忘印象的美文，并不多见！

看得出来，曰明的散文写得颇为轻松，篇幅都比较短，仿佛是茶余饭后与朋友聊天。他不是摆架子，板着脸，硬作文章，而是随意开篇，尽情收笔，风格自然，文章天成。品读这本《城南拾旧》，仿佛是三伏天来一碗麻酱拌冷面，也好像年三十儿晚上酒足饭饱之后吃上一个化了冰的梨，那么痛快。散文贵在有情，情贵在真。好的散文也常常能给读者留下一些格言、警句，对读者的人生、事业予以启迪，成为文眼。《城南拾旧》中就有这种闪光的、可圈可点的警世佳句，例如，《琴棋闲话》有一段话：“人的一生需要有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知己，也需要心心相印、情趣相投的知音，两者皆有之，此生亦无憾矣。”

曰明是个纯粹的工人子弟，他没跨进过大学的门槛，连中学也没毕业，因患病辍学了。幸好离他家不远有一个很不起眼儿的小书摊，穷人家的孩子可以到那儿租小人书看，一次1分钱。这个小书摊可是救了他，他一本接一本地看个没完没了。后来觉得看小人书不解渴，于是便读起大本的小说来。最后，大厚本的中外文学名著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读《城南拾旧》，可以发现曰明认识并准确地运用了不少现如今的青年人不认识更不会用的字和词。是那个不起眼儿的小书摊、后来的大书店、图书馆成就了他。

盖州古城的黄土过早地掩埋了曰明体弱多病的父亲，留下了需要他奉养的祖父、祖母、母亲和4个需要他照料的幼小的妹妹，养活一家8口人的重担，就落在他这个刚刚20岁的青年肩上。曰明先后当过临时装卸工、力工、翻砂工和沥青工。可是，他的兴趣和志向，却始终在文学上。

曰明还干了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利用几年时间，搜集、整理、出版了一部30多万字的《营口方言》。这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当然，曰明更主要的贡献还是体现在他与王学中、郑庚满、董玉涛、张斌等文友齐心协力办的《盖州文艺》上。盖州建国以来先后曾办过《苹果花》《望儿山》等文学刊物，但因多种原因先后都夭折了。后在盖州市骨科医院院长郑庚满同志鼎力支持下，终于办起了这个不寻常的文学刊物《盖州文艺》，到现在它已经有21年的刊龄了。21年来，《盖州文艺》共出版了52期，曰明任主编期间出版了28期，它已成了盖州的文化名片，成了广大业余作者和读者的温馨之家。21年来，《盖州文艺》不仅发表了许多本地作者的很有质量的作品，而且也转载了从维熙、孟伟哉、高莽、张毓茂、王充闾、陈世旭、黄蓓佳、项冶等全国著名作家的精品佳作。另外，还发表了营口地区高作智、李秀文、卢苏宁、薛涛、冯伟、沙爽、薛宝民等作家以及吕公眉、王一鸣、孙临清、汤和伟（河苇）、党学谦、金文吉等文化名人的上乘之作。一个县级市的文学刊物，能很风光地、风雨不动安如山地生存21年，这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委实是一大奇迹。

《盖州文艺》走过了艰难、光荣的21年。现在，这个浸满了辛苦汗水的接力棒，已传到了年富力强，很有文学才气和魄力的薛宝民同志的手里。宝民是目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在省级以上的刊物上发表了多篇小说和报告文学，不久前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县报记者》，反响强烈，广受欢迎。他上任后新出版的几期《盖州文艺》面貌大为改观，栏目明显增多，版式和内容都很吸引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