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钟爱一生的物品。比如，某种牌子的手表、某种牌子的钢笔、某种牌子的相机等。

而我钟爱收音机。

我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接触到收音机的。

当时，我大约五六岁，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街上几乎每家都安装了有线广播小喇叭。大街上的特定地点还安装了高音大喇叭。区广播站每天分早、中、晚三个时间段定时播放节目。每次播放节目的时间大约是一两个小时。

那时，人们主要是通过收听广播节目了解外界的信息和国家大事。

父母听广播时，有时候，我也坐在旁边听。

虽然我年龄小，很多节目听不懂，但是通过收听广播我学会了一些歌曲，比如《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公社小社员》《让我们荡起双桨》等。

我经常跟小伙伴们边玩边唱歌，有些歌我现在还会唱。

我有个高中同学的长辈是马来西亚华侨。这个长辈在经济方面给了他家不少帮助，他家的生活条件比其他同学家好。

我们得知同学家买了收音机时，几个同学好奇地一起去他家里看。收音机用绸缎盖着，如同珍宝。他不让我们触碰收音机。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收音机，真想用手摸一下。

我家有收音机是在1976年。那时，我父亲在工厂里当领导，他们单位刚开始生产收音机，收音机是“山城”牌的。因为生产技术不先进，生产数量少，工厂为了照顾工厂职工，给工厂职工发了购买收音机的优惠券。

高中毕业后，我回老家当了知青。休假回家探亲时，我看见父亲买了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一尺多长，半尺宽，声音响亮。我天天摆弄收音机。假期结束时，我想把收音机带到乡下，父亲不同意。父亲说：“你的两个弟弟也想听。”母亲说：“让建华带走吧。他喜欢学习，一个人在农村孤单……”

收音机在城里是稀罕物品，在乡下更成了宝贝。自从我有了收音机，经常有小孩围着我。他们露出惊奇的目光，有个小孩用手摸着，天真地问：“里面有人吗？”

有一天，隔壁刘叔家的小孩牛儿不小心碰翻了板凳，收音机从板凳上摔在地上，没有了声音。我急忙捡起收音机，可收音机的塑料壳摔破了，喇叭掉了出来。刘叔急忙跑过来向我说对不起，又不停地训斥牛儿。我说：“坏就坏了，没事的，他又不是故意的。”刘叔第二天送给我两只鸡，说是赔偿被弄坏的收音机的损失。

我去赶集时，找人把收音机的喇叭线焊接上。收音机又响了。收音机的壳没办法修复，我用细电线把收音机捆绑上，虽然外观有点儿难看，但是还能正常收听节目。

我经常拎着收音机，边走边收听节目，周围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虽有些傻气，可在当时觉得挺好。村民有人家娶媳妇请我去作客时，还叮嘱：“一定把收音机带来哦。”

大约在一年后，有一次，我和几个知青去几十里外的东温泉洗露天澡。当我洗完澡时，发现装收音机的布口袋不见了。我找了好一阵子也没找到。知青谢志远忽然说：“水里有你的衣服！”

我一看是装收音机的布口袋，不知道什么时候掉水里了。我急忙跳进水里去捞。收音机被水泡后，报废了。

结束知青生活，返城后，我在皮革机械厂当工人。

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块钱。我留五块零花钱，剩下的交给母亲。我省吃俭用，凑足了十几块钱，买了一台比先前那台小一点儿的“海燕牌”二手收音机。几年后，我涨了几次工资，就又买了台“东方红”牌二手收音机。

有一段日子，我每天定时收听钱钢创作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我听得津津有味，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对文学创作萌生了兴趣。

我结婚时，旧收音机不能正常收听节目了，就花了一百多块钱买了一台新收音机。新收音机的声音效果好，收听节目时的感觉也好很多。

我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为了学习。当时，我通过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播的课程，取得了本科文凭。单位在我取得大学本科文凭后，给我加了一级工资，还把我从工人转成了干部。

改革开放后，我离开了原单位，到另一家单位做起了采购和销售工作。我经常出差，那时主要是乘坐汽车和轮船出行，路程短的需要几个小时，路程长的需要好几天。为防止影响到其他乘客，我又买了一台带耳机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体积小，方便携带。我每次到外地出差，都把这台收音机放在包里。

随着时代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电视机涌入到寻常百姓家。电视机抢占了收音机的位置，人们不再那么需要收音机了。

但是，我听收音机的习惯依然没有改变。无论在阳台上晒太阳，还是在小区里散步，或是外出游玩，我都带着收音机。

收音机能把零碎的时间充分利用到学习和了解外界信息上。

岁月悠悠，路漫漫，人生能有几多情？我钟情于收音机，我从收音机里的节目中获取了知识、愉悦，我感觉听收音机让生活变得非常充实。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