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一阵风把散落在地上的树叶刮走了。叶子随风飘远，在视野里若隐若现，不禁让人触景生情。一晃我已退休半年，竟不知不觉。看着天边的风卷残云，怀旧、念家之情在心头油然而生。也许真是上了年纪了，我时常想起小时候发生在我家大院里的故事，想起我家大院里的那盘石磨。现在，它就像一位沉默不语的老人，静静地待在那里，回忆着岁月的沧桑和生活的变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出生在辽北东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老家大院呈凹字形状，坐北朝南。大院的正南边有一条小溪，流经多少年没有人知道。每逢夏天，老天爷翻脸了，河水就暴涨。从我记事时便常听老人们说，咱们全村的千百号人，都靠门前这条小溪养活着。小时候，我家住两间半上房（老家人都习惯把正房叫上房），我和大伯父睡在北炕，我爹、我妈和哥哥、妹妹睡在南炕。紧挨我家的是老王家、老康家、老朱家和老刘家。我家西面的五间厢房在我爹当生产队队长的时候，是生产队的仓库。仓库里存放的是生产队的农具、种子、化肥，还有一些杂七杂八、堆放得很凌乱的物件。

在我家大院的正中间，摆放着一盘石磨。

每当我想起这盘石磨，就会想起那些勤劳朴实的村里人，他们就像石磨一样，默默无闻却勤劳勇敢、自强不息。我记得，石磨磨米、磨面、磨豆腐、磨土豆粉都是采用传统的人工作业，只有农忙时，才用毛驴拉磨。石磨共有三块磨盘，分为上、中、下三层。底座的磨盘比上边的两块磨盘大，上边一层和中间一层两块一样大小的石磨，直径少说也有一米多。石磨中间那层与底座的磨盘是固定的。磨盘有一根圆柱状的木塞，大家都管这玩意儿叫“磨脐子”。

在我家大院，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在石磨上吃饭了。我们这些小孩儿，把石磨当成室外的大餐桌了。特别是在夏季，天边白云隐去，到吃晚饭的时候，我和小光、二胖、老小子、丫蛋、大眼珠子、小艳子等童年的小伙伴，你端着饭碗，他拿着菜盆，不约而同来到石磨旁，把石磨当成餐桌，在一起吃饭。

“看，我家是大米饭，还有肉呢。”我说。

“我家没有大米饭。今天妈妈做的是高粱米饭，没有菜，就吃咸菜。”丫蛋低着头说。

“我家是玉米面的大饼子和茄子汤。”小光嘴里嚼着饼子含糊地说。

的确，那时候，我们村子里除了几家富裕户偶尔能吃上“细粮”，村里大多数人平时吃的都是苞米面或高粱米。有些人家把苞米磨成粉，做成大饼子；有些勤快点的人家把苞米面发酵再做成“发糕”。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儿子”，平时大伯父家和我家谁家的饭菜好，我就去谁家吃，所以可以天天吃“细粮”。在石磨餐桌上吃饭，看有的小伙伴总是吃“粗粮”，我宁可自己吃点粗粮，也要把“细粮”拿给大家一起吃点。这叫换饭。那些年，我家大院总是传来小伙伴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1970年以前，村里没有通电，几乎天天都有村里的人磨米磨面。石磨一年四季忙个不停。每逢春暖花开的日子，家家户户磨豆腐的比较多；夏季时，磨苞米米查 子的比较多；秋季里，磨土豆做淀粉的比较多；快要到年根了，家家都磨发酵的苞米（俗称水面子）。我们村里的人，用磨好的水面子做粘豆包或者烙“粘火勺”。有的人家十几口人，磨水面子能磨大半天；烙“粘火勺”能烙好几天。天气寒冷，把烙好的“粘火勺”放在屋外的大缸里。那大缸就是天然的大冰柜。

我记忆里总有妈妈烙“粘火勺”的一幕——她拿着和好的面团，把做好的小豆馅包进面里，两手反复搓揉成圆球状，再用手轻轻地拍成稍微扁的圆饼。接着，妈妈从罐里舀一勺豆油倒进锅里（那时候，豆油也短缺，为了不让“粘火勺”粘锅，都要用一块猪肉皮在锅边蹭来蹭去），待油快要冒烟时，妈妈手腕一抖，将手中的面饼贴在锅中。这样，一锅接一锅地烙个不停。等妈妈烙完最后一锅“粘火勺”的时候，她会在锅里加几勺豆油，烙“油锅底”，烙好了放凉后就可以吃了。吃“油锅底”，就像吃油炸糕似的。当时我们家有六个孩子，我三个哥哥两个妹妹，每个孩子最多能分到手两个“油锅底”。我为了能多吃一个，就在妈妈烙“粘火勺”时，帮妈妈烧火。在妈妈的眼里，我这个“老儿子”很懂事。妈妈一边烙着“粘火勺”，一边还夸赞说，还是我“老儿子”懂事儿，等妈妈给哥哥和妹妹分完“油锅底”，多给你留一个。我们当地有这样一句俗语——“老儿子大孙子，老爷子的命根子”。我知道，妈妈最疼我了。

那些年，村里人用石磨磨面、磨豆腐……然后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这些美食不仅滋养了他们的身体，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我父亲当生产队队长的时候，这盘石磨成了村里人发家致富的工具。父亲组织生产队社员种土豆，长大的土豆用石磨磨成淀粉，淀粉熬制成粉面子，最后经过深加工制作成粉条。村里人拿着分到家的粉条到集市上售卖，挣些钱补贴家用。

听村里当年的小伙伴说，现在，大院的石磨还在，但村里有了磨米、面的小工厂了，属于石磨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石磨只能像一尊雕像，在大院里坚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