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题目，就对鲁院、鲁院的老师们充满愧疚之情。作为中国最高文学殿堂的鲁迅文学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寄宿制，却出了我这么个另类的“走读生”。

鲁院一直被业内人士誉为文学的“黄浦”，尤其是鲁院的高研班，更是众多当代大家的摇篮，一直是我无限神往的圣地。2013年的8月，我接到鲁迅文学院第21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的《录取通知书》时，却喜忧参半。高兴的一半当然是梦想成真，而忧的那一半，是对于自己时间安排上的忧虑。开学后，因为每周都往返于德州和北京之间，招来很多同学的不解、猜测和询问，甚至还有善意的玩笑。我的情况是一两句话解释不清楚的，因而只简单地说“很忙”，或一笑了之。

我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人，一个世俗的人，也是一个习惯于柴米油盐的人，最要命的，还是一个比较忙乱的人。那个阶段，我平常做的，基本上是两个人的工作——作为山东省作协的签约作家，我必须完成每年的规定任务，而单位的本职工作又需要我，得保证一本文学双月刊的正常出版发行。我不但有大量的稿子要看，还要筹集办刊经费，需要和赞助单位长期保持联系，维护感情。同时，我还要参加各种会议……

家庭事务的压力，我也比一般人的要重。我家住德州市经济开发区，离市区较远，读高三的儿子和读小学二年级的女儿都在市区上学。以前，基本是我开车接送。而我离开了家之后，儿子每天都要骑电动车上学，在家和德州一中之间往返三十多里；女儿则由妻子接送，她不会开车，只能骑另一辆电动车带着我幼小的女儿在风中穿行。开学前，想到这些，我曾想打退堂鼓。

后来，在一位师兄那了解到，鲁院只有周一、周三、周五的上午有课，其余时间都是自修，我忽然想到了两个字：走读。

从德州到北京，最快的路线就是在德州东站坐高铁，在北京南站下车，这需要一个多小时。而从北京南站到鲁院，这段距离有多个路线。开学的第一周，我就开始“处心积虑”地选择鲁院和北京南站之间的最佳路线。因为在未来的四个多月里，我将无数次地在这两个点之间奔波。第一个周末，我决定先体验一下地铁，周一回来时，再体验一次打出租车，看看哪种交通工具用的时间更短一些。

我将车停放在鲁院楼后的停车场，按照鲁院给我们设计的路线，先坐125路公汽，然后在惠新东街南口坐上地铁5号线，再倒1号线、4号线，最终来到了北京南站。我看了一下时间，用去了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排队买票（那时还不会网上订票），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来到售票窗口，却被告知，去德州已经没有票了。失望沮丧之后，我只好返回鲁院。我本打算下周一打出租车，现在总算有机会提前体验了。

在南站的出租车通道，等着打出租车的旅客排出了足足五百米，我等了近一个小时，才坐上出租车。恰逢交通高峰期，又是一个多小时后，我才回到鲁院，这时已经晚上八点多了，我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又回到了原点，感觉运气非常差，回家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我连宿舍也没有回，直接奔停车场，然后发动车子驶上了北四环，踏上了回家之路。这是我到鲁院上学后第一次回家，到家时，已经快凌晨一点了。

第一次坐车受挫之后，我曾幻想过自己开车，自由地往返于德州和北京之间。于是，第二个周一的早晨，我五点开始出发，沿京福高速直奔北京。

八点一刻，我到了北京的东三环南路，一看导航，离鲁院仅有十八公里了，心中一喜，觉得九点上课前准能到达。不想，经常交通拥堵的北京，周一早晨是最堵的，我用了半个小时，只往前推进了三公里。没办法，只好拿出手机，跟我的班主任陈涛老师请假。等我赶到鲁院，已经十点多了。这让我彻底断了开车上学的念头。

幸好，再笨的人也能百炼成钢。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卓绝的探索，我终于摸清了北京的交通高峰时段。我会在交通较为通畅的时段，打出租车直接往返于北京南站和鲁院之间，在半个小时到五十分钟之间就可到达。而且，我在出租车师傅那里得到真传，在站内不好打出租车的时候，就走出站外打出租车，每次都能很快打上出租车。在交通较为拥堵的时段，我在北京南站坐地铁4号线到中关村下，这是4号线离鲁院最近的地铁站，共要坐十三站，不到半个小时，然后再打出租车到鲁院，二十分钟就可到达。后来，为了解决经常排队买票的辛苦，我居然也学会了在网上订票。

从第二个月开始，我就比较正常地“走读”了。

我一般是有课程的前一天晚上坐车赶到鲁院，第二天上午上课，下午就回德州。但有时候，时间上实在错不开，还得厚着脸皮向陈涛老师请假。陈涛老师是我的山东老乡，但他基本上公事公办，看不出对我有多大的照顾。请过几次假后，他一看我说话的表情就知道我要干什么，立即板起原本笑得很灿烂的脸问：是不是又要请假？反复几次之后，我只要一提请假，陈涛老师就“变脸”，只好改为电话或短信请假，这样我看不到他的表情，就避免了心虚。

有一次，我要请一周的假。我问了一下鲁院的一位老师，得知按规定得请示李一鸣院长。我有些兴奋，因为终于可以不看陈涛老师的“脸色”了，而且李院长也是我的山东老乡，第一感觉他应该比陈涛老师好说话。果然，当我跑到李院长办公室，向他提出请假一周的请求后，他看了我大约三秒钟，然后很痛快地说，好的，你要忙，就去忙吧！我顿时如释重负，心想还是李院长宽容。没想到他话锋一转说，但是，你还得跟陈涛老师说一下，征得他的同意。我马上感觉天旋地转……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去找陈涛老师。

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们都有难处，因为全班五十个同学，按照学院要求，每次的听课人数必须达到四十人以上。同学们大都是拉家带口的，有好些还是单位的业务骨干，都有好多理由请假，老师们实在是纵容不得。

重要的课程、重要的文学活动，我都会克服一切困难参加。在鲁院学习期间，我有幸参加了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开幕式等重要文学活动，还听了刘恒、白烨等文学前辈的精彩讲座，如果不是在鲁院学习，是很难有机会的。不过，我还是错过了许多同学自发组织的文学活动，失去了很多与同学交流的机会，这是我来鲁院最大的遗憾。但同时，我也有意外收获。以前计划要看的几本书，一直没时间看，在“走读”的过程中，全在舒适的候车室和车上看完了。我很快喜欢上了在车上读书。2013年10月，鲁院组织短途社会实践，在出发的动车上，当我习惯地拿出书来看时，在一旁闲聊的几个同学一起将目光对准了我，其中一个说，邢同学，你这样做，让我们感觉很不好意思。我赶紧把书收了起来。

现在回想一下，我这四个月看的书，比我以往两年看的书还多。

能够顺利地“走读”下来，全靠鲁院领导和老师们对我的宽容。我实在不希望以后的师弟师妹们步我的后尘，鲁院每人一个单人间的居住条件和优雅别致的校园风景，特别适合读书和写作，还是老老实实地待在鲁院收获大。我的这篇文章，也可以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因为，在离开鲁院多年以后，每次回想我的“走读”，我就悔恨交加。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