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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腊月廿三，我与大张从淄博的张店启程往家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雪仍在不停地落着。

好大的雪。天地之间除了夜的黑就是雪的白，黑白对比得那么柔和，雪把整个世界银装素裹。我们的吉普车在弯弯的山道上行驶着，车轮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我虽然喜爱雪，但此时早没了观雪的兴致，要知道今天过小年，我心里想的是快点回家。

此时，山道上车辆很少。厚厚的雪被压出两道深深的印痕，大张两手紧握方向盘。他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司机，吉普车缓慢地在崇山峻岭中行驶着。远处的山坳里，精灵一般跳动着灯光的地方是一个小村落，鞭炮声在雪夜里传来喜庆，农家煮猪头的香味儿飘出来，处处弥漫着年的祥和与温馨。

我们开的是一辆老式吉普车，马达声如耕地的老牛“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艰难地向前行进。夜深天凉，困倦疲累一起袭来，我裹了裹大衣，想闭眼休息一会儿。突然，前面出现了两个拦车的人，每人斜背着一个包。

捎上他们。大张终于开口说了从张店出来后的第一句话。

拦车的两人都戴着眼镜，大张还没停稳，其中一个“眼镜”迅速地冲到车前，两步跑向车的右边，伸手打开车门，把背包往后座一扔，人就上了车。另一个“眼镜”手中拿着一个卷起来的长筒，不用猜，那是一本挂历。两人上车后，带进车的还有一股浓浓的酒气，接着他们往座上一靠，就像到了家。

这是两个年轻人。大张回过头，冷冰冰地问，你俩上哪？

到安丘县城。此时，两个年轻人连眼睛也懒得睁，其中一个漫不经心地回上一句。

大张依旧扭头瞅着他们，对着两人说，不到安丘。

那就把我们捎到蒋峪。一个年轻人说。

大张冷冰冰地把手朝两个家伙一伸，说，来。

两个年轻人没有反应。大张把嗓门抬高了，又喊了一遍“来”。一个年轻人睁开眼，看着伸过来的手问，来什么？

每人二十块钱。大张说。

一听一人二十块钱，两个年轻人一下子像被蝎子蜇了一般，差不点儿跳起来，眼睛瞪得溜圆。一个问，要什么钱？

车钱。大张答。

你这是漫天要价！一个年轻人开始讨价还价，一人五块，两人十块还差不多。

不行！大张的口气不容置疑。

一人二十块，你截路啊？就给十块，多了我们不坐。另一个年轻人强硬起来。

不坐下去！心里早憋着一肚子火没处发的大张，把话说得不留一点儿情面。

下去就下去！两个年轻人也不甘示弱，说着把包一提，下了车。

大张轻蔑地朝雪地里的两个年轻人一笑，接着一踩油门，把他俩甩在了后面。

雪仍在下着。大雪片蝴蝶般飞舞。忽然，一只轻柔的“蝴蝶”一下子扑进了我的心里，让我感觉到那两个年轻人好似我的好朋友。坐车收钱，天经地义，但在这冰天雪地的大山中，难道没有比钱更珍贵的东西？

我用商量的口吻说，大张，咱捎上他俩吧，好不好？

大张两眼注视前方，似乎没有听到。我知道，刚才那两个年轻人倨傲无礼的样子气到他了。我继续劝说，别生气了，咱捎他们一程吧。人，活得都不容易，何况这又是大雪天。

放心吧，他们不会让狼吃了。大张阴阳怪气地挖苦我，即使你想当好人，他们还不一定拿你当好人哩。

他们就是不拿咱当好人，捎他们一段，他们也不会骂咱。这大雪天，又过小年，咱就捎他们一程吧！

大张沉思了片刻，脸上露出复杂的表情。他慢慢地把车停下，往方向盘上一趴，不再说什么。

我们便开始等那两个年轻人。

等了一会儿，那两个年轻人赶了上来。我“喂”了一声，向他俩伸出了“橄榄枝”。

出乎我意料的是，那两个年轻人此刻正边走边唱，根本不理我。那位拿着挂历的年轻人还把卷着的挂历扛在肩上，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我们的车旁走了过去。我下车紧追了两步，高声冲他们喊道，喂，回来！

但那两个年轻人似乎来了顶牛的劲儿，把步子甩得更加轻盈，歌声依旧，继续向前。

我小步急跑撵上他俩，和善地跟他们说，你俩理解一下，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又是雪夜，所以我们格外小心。不过，我细一想你们两个人都戴着眼镜，肯定是高素质、有修养的人。

我说的话，很真诚。世间能打动人的只有真诚。那两个年轻人一听，立刻没了继续高歌的劲头。他们什么也没有说，钻进吉普车，再次与我们一路同行。

车上立刻热闹起来。从他们的话语里我得知，他们是杨集中学的老师，放假了，下午他们与几个老师在一起喝了不少酒，想回家已经没有班车，于是他们就走出校门，遇到我们时，他们已经在雪地里走了二十余里，一直盼着有车经过，捎上他们。

一看到你们来了，你想，在这大雪夜，我俩是何等兴奋啊！一个年轻人说。

那为什么上了车还下去？我问。

你们也太狠了，开口就一人二十块。另一个年轻人说。

呵呵，你们不就是想坐车吗？即使每人要你们一百块，先答应下，等到了你们的家门口，再跟我们讲价呗！我逗他们。

你看我们是那种把话说出来再反悔的人吗？一个年轻人笑着反问我。另一个年轻人却在琢磨我的话，他说，你别说，大哥说的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就是要五百块我们也应该答应，到了安丘县城那就不是你们说了算了。我们可以支一张空头支票。哈哈！

憋着一肚子气的大张不愿听，就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愤懑，把音乐放到最高音量，一首老歌《阿佤人民唱新歌》就响了起来。

两位年轻人此时也醒了酒，明白大张是在宣泄情绪。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现在的根本目的是回家，于是两人不再多说，静心地听起歌来。

雪仍在下着，车缓缓地在厚厚的积雪上行驶着，车内从“村村寨寨哎/打起鼓敲起锣”到“延边人民纵情歌唱”，还有那“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尽显欢乐喜庆。

歌声之外，大家各怀心事，为了避免发生矛盾，谁也不再说话。一辆小货车从对面开过来，除我们之外，还有人在这茫茫的大雪之夜行进，这让我感到亲切。

小货车过去后，后排左边的年轻人大概想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于是打破沉默问道，大哥，你们从哪儿来？

淄博的张店。我答。

到张店干啥去了？他又问。

我还没答，一直冷眼相对的大张却抢着答道，张店农业银行干部职工献爱心，资助我们蒙河乡小学十几名小学生重返校园，为了感谢他们，我们去走访了。这是我们的王校长。

哦，我们是同行啊。

是啊，你们是杨集中学的？我又核实了一下。

对，杨集中学。一个年轻人答。

什么时候参加工作的？

前年。

我很爱老师这行当，这个职业很神圣，和天真烂漫的学生在一起，会保持一颗童心。我笑着说。

人的交往莫过于交心。虽是刚刚认识，但知道了是同行，我们又捎上他们，两个年轻人的心里似乎没了防备。他俩打开了话匣子。唉，你别给自己戴高帽了，被一竿子“捅”进大山旮旯里，连找媳妇都成了问题。一个年轻人说。

另一个年轻人接上话，我能留在县城，但我偏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可真到了这深山里，又不知要呆到猴年马月才能出去。不行我就去深圳打工，说什么我也不能一辈子把自己拴在这大山里。

你还用去深圳打工？有你家老爷子，什么事做不成？这个假期让你家老爷子找找关系，调动调动。

刚才还处在矛盾的风口浪尖上，转眼便成了患难知己。两个年轻人也不避讳我，把到杨集中学两年多来的“苦处”一股脑儿地吐了出来。

大张听着听着，猛地把车一停，回过头来狠狠地看着两人，毫不留情地问，当初填报师范志愿的时候，干什么来着？

那是一时冲动。

分配时怎么不留在县城？

那也是一时冲动。

你说的我就是听不惯。大张正颜厉色地说道，当老师哪地方孬？国家每月发的工资，能买老百姓多少地瓜干？就没看看山里的孩子眼巴巴地盼着咱好好教书？没干几年呢，就想离开，良心上哪去了？！

大张说得慷慨激昂。他憋了一路，自然是借题发挥。我担心两个年轻人会同他争论，使好不容易和谐的关系再度出现裂痕。同走一段路，见了这面不一定再见那面，这样咄咄逼人何苦来呢？人家可是把一颗真心亮给咱，也就发一下牢骚而已，如果闹出不愉快，不值得。

然而大张的一席话，把两个年轻人竟然给镇住了，他俩呆呆地坐在后座上一声不吭。

我对他俩说，张老师的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他牵挂着山里的孩子。

车轱辘又开始转动，“嘎吱嘎吱”，我们继续前行。

雪泛着白光，上坡、下坡，大张精神高度集中，目视前方，谨慎驾驶。我睨了后座的两个年轻人一眼，那位拿挂历的年轻人把挂历放在怀里，用手轻轻抚摸着，像一位母亲抱着一个熟睡的婴儿。

车开到了平坦路段，大张的心态也平静了许多，语调有些和缓。他扭头对两个年轻人说，我不是批评你俩，人生在世，应该多想想为他人、为社会做些什么，不能老打自己的小九九，一门心思考虑所谓的地位、前途，还得讲个奉献吧？咱们的王校长这么多年在大山里安下身，扎下根，一直无怨无悔地奉献着，也快乐着。

他说的这个“王校长”，当然指的是我。两个年轻人一听，立刻用敬佩的目光看着我。我很配合大张，默认了，和蔼地向他们微笑。

随后，大张的话令我感动。大张说，咱们的王校长原本是一名民办教师，在蒙河上游的大山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刚当民办教师时，一个月只有八元钱补助，那时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有一年，他累得得了肾炎，妻子给他用开水浸了碗鸡蛋汤，四岁的儿子趴在小桌旁眼瞅着鸡蛋汤。王校长看看孩子，再看看鸡蛋汤，泪珠子吧嗒吧嗒落进碗里。王校长不是没有好机遇，一九七七年春天，公社党委把一个到县税务局亦工亦农的名额给他，那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好事。临走的头一天晚上，他去办公室收拾东西，村里的老支书来了，两人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抽着闷烟。老支书说，王老师，这几年你风风雨雨地跑，明天就要到县城了，为了感谢你这么多年教孩子们知识，乡亲们凑钱为你买了一辆“大金鹿”自行车。第二天，王老师没有走，又出现在了呯石子村小学的讲台上。

真没想到，大张还有如此的煽情能力。大张肚子里的火气消了。他把声音提高了，冲我笑着说，王校长，你自己讲讲你的奋斗历程，给两位小老弟听听。

哦，这个“球”踢得真好，让我说说。我也不由地笑了，给两个年轻人讲了几个山里娃的故事，丝毫没有讲自己的事。

外面的雪纷纷落着，车内又恢复了平静，静得能听见雪落的声音。

前面是一个陡坡，一个很陡的坡。

雪天路滑，大张不敢贸然行事，他把车停下。我和两个年轻人一起下车看了看，养路工已经撒了一层沙子。我们又回到车里，大张小心翼翼地把车向山上开。我往边上看，陡坡下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清，让人心颤。

突然，车一打滑，往后下滑，我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危急之时，大张急忙一打方向盘，车一斜，熄了火，止住了向下滑行。

为了安全，大张让我们三人下车。

大张启动车，一次，两次，接连打了几次火都没成功。焦躁、寒冷和不安又一次袭来，我们在雪地里又冷又急，搓手跺脚。

终于打着火了。大张试着向坡上行驶了几次，路面被先前的汽车压过，又下了一层雪，太滑，根本上不去。

推！我说。

好，大张说，你和二位老弟推一把，我就不信今天晚上咱上不了这个坡。就是抬，咱也把它抬上去。个子高点的年轻人说着就跑到车的屁股后面，双手推车，弓腰向前，我和另一位年轻人也各就各位，大张握着方向盘，我们三人用力推动。然而，脚下太滑，力气有限，但我们咬着牙，用上浑身的力气，使吉普车艰难地向前移动。

折腾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吉普车终于开上了坡顶。然而，老天爷像故意考验我们的意志似的，下坡不久车开出很短的一段平路，又一个同样的上坡摆在我们面前。两个年轻人主动下车，车又一次被我们齐心协力推上坡顶。就这样，我们共同努力着，连续爬了三个陡坡。

我们都累了，坐在路边的雪窝里歇歇。过了好一阵子，两个年轻人恢复了体力，他们告诉我和大张，前面的路没有那么难走了，他们到了，希望我们一路平安。我看着两个年轻人，心里顿时涌起一阵感激，要是没有他们，我们的车说不定会卧在这深山中了。

那个手里抱着挂历的年轻人把挂历一下子塞进我的怀里，双手紧握我的手，激动地说，王大哥，你的事迹告诉了我们什么叫人生价值，与二位大哥的一路同行受益匪浅。没什么送你的，这是学校发的挂历，送给你。看到挂历你就能想起我们。我叫赵峰，他叫孙立民。我是教物理的，他教语文。欢迎你们有时间时到杨集中学做客。

我们握手送别。我和大张上车，继续赶路。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