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智林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没沟营以牛庄的名义，于1861年5月3日开埠通商。为处理没沟营口岸纷繁的通商事务，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清政府将调往没沟营的山海关监督改设为奉锦山海关道，任命俊达为首任道员。除监理海关税收、处理外交事务得当外，“筑圩修壕”也是俊达在任期间的主要政绩之一。如今老城墙遗迹虽已无存，但同治七年（1868年）俊达发动商民修建的这道“土圩围墙”对于近代营口城市建设的起步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退海之地的营口市区在辽代之前原是海洋，尚未成陆，至辽晚期，市区部分形成陆地并成为人类长期聚集的区域。明代的营口地区时称“梁房口”，社会经济逐渐发展。据《辽东志》《全辽志》记载，明代辽东25卫近半数的盐场百户所都设置在梁房口地区（即今营口市西市区一带）。辽河入海口是明代辽东海盐的主要产地，其境内仅存在盖州卫设置的梁房口堡等面积较小的独立关堡，并未形成大规模城池。

清代前中期受“禁海令”的影响，辽河航运发展较慢，营口境内一度沉寂，甚至成为巴尔虎蒙古人的放牧之地，当时称为“没沟营”。而“营口”是早期清政府官文中对“没沟营口岸”的简称。

海禁政策调整后，因辽河航道淤塞所致的牛庄口岸下移，促成了没沟营商业的繁荣。没沟营作为东北地区河海联运的重要节点逐渐兴盛，渐成“舳舻云集，日以千计”之景，在嘉庆、道光年间发展成为辽河下游一个繁荣的市镇。

开埠前的没沟营因商业集聚效应，形成沿辽河南岸带状分布的布局，而非传统的“四方城”形态，但这种城镇布局给军事防御带来极大困难。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为防备英法联军袭扰奉天沿海，清政府命盛京将军玉明、副都统增庆考察海口情形筹备防御。玉明等报称，“居民铺户与河唇齿相连，中间空余多有不能及丈，营内阊舍鳞集，街巷窄狭，亦无安营处所”。说明当时没沟营的市街临河，铺户之间的空隙之地只在数米之间，过于狭窄，难以在没沟营街内驻防，玉明等遂拟于东弓湾及田庄台等处铸炮设防。

开埠通商后，没沟营的市街沿着辽河的天然走向，在河南岸由西向东延展。由于商业兴盛，商人趋利抢占门市，造成市街宽窄不一，街房前出后缩，曲曲弯弯，又因沿岸筑港，设置码头，使市街东西长达20余里，南北仅有5里。同治五年（1866年）盛京将军都兴阿筹议没沟营驻防时称，市街“阛阓比栉，街道临河，过于窄隘”，不利于马队骑兵的展开，只得由洋枪步队驻防。随着开埠后进出口贸易规模的逐渐扩大，没沟营口岸成为清政府钞关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东营子地区外国使馆林立，没沟营又为中外观瞻之所在，种种原因使得完善城防设施成为当时亟需办理的事务。

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清政府改山海关监督为奉锦山海关道，驻于没沟营，督理新钞两关税收并兼办中外交涉事宜，10月任命江西广饶九南道员俊达为首任奉锦山海关道员。从此，“营口”逐渐取代“没沟营”成为官方行政区域名称。俊达，满洲正白旗人，曾任内务府员外郎，同治二年（1863年）任山西杀虎口税关监督一职。在任期间查补漏课，办理税务颇有心得，其调任江西后也勤于政事，这使他成为没沟营口岸新设海关道员的理想人选。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俊达来到没沟营，上任伊始他便勘察商埠地势，筹备城市防御，他提出“营口地方濒临大海，五方杂处”，应修筑土圩围壕以资屏障，该方案很快得到批准，营口土圩准备动工修建。

长期以来，我们对营口土圩的具体情况不甚明了，只从后人记叙中了解到老围墙的长度、高度略值及增开“九门”等情况，而档案资料为我们还原了同治年间营口修城的具体情形。笔者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机处档折件中浏览到，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三日通商大臣崇厚所拟一份奏折，名为《奏报奉天营口创修圩壕日期事》，这份档案为研究营口修建土圩围墙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1.开工时间为同治七年八月二十六日（1868年10月11日），完工时间为同治九年正月初十日（1870年2月6日）；

2.完工城墙周长13里2分，计长2388丈5尺（约8千米），开设大小门共11处，门外修建木桥以便往来；

3.营口商埠北临辽河，故修建三面城墙，并挖壕沟一道，深1丈（约3米），宽1丈5尺（约5米），壕口与河海相连，引潮水填注；

除对土圩城墙的基本情况做说明外，崇厚的奏折中还披露了修城工程的经费来源。营口众铺商原有议定公捐款一项，作为防御盗匪自卫所用，俊达与商人交流请求挪用此项经费筑城，众商皆欣然同意。然经估计，修建营口土圩所需费用甚巨，所存公捐款项不敷，于是由俊达带头，营口海防同知奎瑞、盖平县知县杜芬、牛庄防守尉果勒明阿等地方官员亲往埠内各商铺募捐，众商感其诚意，纷纷献款纳捐，铺商王毓兰、曹开源等因出力甚多，被题保赏官嘉奖。在营口商民的努力下，工程款项很快筹足，交由殷实富商招募民夫动工修建。俊达办公之余，不时亲往巡查督工，检查城墙稳固情况，并亲率衙役勘画测量土圩长度，将其视为紧要政务。

至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一道东至青堆子，西至外皮沟，北临辽河的半圆形土圩围墙围绕着营口商埠建立起来，俊达将土圩中开辟的9座城门仿照北京城九门自西向东分别命名为德胜门、秩成门、阜有门、扬武门、启文门、通惠门、丰济门、履和门及绥定门，修工剩余款项，也由俊达建议用作日后修补城墙桥梁之用。土圩围墙的修建，使营口商埠初具城市雏形，不仅商埠区有了一道防卫屏障，埠内编定户籍、市街建设等事务也依次举办，由此，营口近代城市建设逐渐起步。

因在奉锦山海关道任内政绩卓越且督理海关税务有能，同治九年（1870年）九月，俊达升任江西布政使。离任之日，营口绅民纷纷送行，后于天后宫院内竖立“俊公达方伯去思碑”，将俊达与刘宴、范仲淹等古代贤能相列，以彰其德政。营口土圩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遭到毁坏，虽遗迹无存，但启文门、通惠门等旧地名留存至今，依然能让我们想起150年前的那段筑城伟业。

（作者为营口市历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