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宇 魏秀葵 隋春波 丁海林 徐靖伟 裴育卓

引言

西安，古称长安、镐京，中国历史上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

西安城墙（又称西安明城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周长13.74千米。

如今，西安是国内人气最旺的旅游城市之一，“大唐不夜城”吸引着无数喜爱唐装汉服的游客来此拍照、打卡。与之游人熙熙攘攘、处处火树银花的喧闹相比，类似于城郊、外环的西安城墙朝阳门东北角略显冷清。88年前，一位东北军军官、中共秘密特别党员，于此附近默默长眠了40多年。

8月9日、10日，记者远赴西安，走近这位曾被誉为“红色密使”的抗日英烈。

位于西安城墙永乐门附近的西安事变纪念馆门前，每天上午9点不到，就站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高福源的照片出现在“争取张学良、杨虎城抗日”的展板中，很是显眼。

高福源（1901/1902—1937），字少卿，祖籍直隶（今河北）盐山县，出生于今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父高玉麟，曾任袁世凯时期马队管带（骑兵营长）。高福源十多岁时，随父母迁居绥远，后在北平（今北京）汇文中学读书。高父不想让儿子当兵，毕竟子弹不长眼。儿子18岁那年，将其送入私立北平辅仁大学，希望他将来当个文官。然而，高福源做梦都想成为一员战将保境安民。父亲拗不过儿子，就将他送到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

东北陆军讲武堂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及黄埔军校并称为“民国四大军校”，从这里走出了很多名将，开国上将吕正操^①就是第五期毕业生。军人基因、大学学历加之军校磨炼，令高福源的军事素养明显高于他人，而且他豪爽实在，争强好胜，是个典型的东北大汉，颇受张学良赏识。毕业后，高福源即被张学良纳入麾下。1927年，张学良成立东北模范学生队，专门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高福源被任命为教育处中校主任，主抓训练工作，不久后调任张学良卫队队长。

九一八事变后，高福源随东北军入关南下，常以自己身为军人却未能以身报国为耻。1933年热河抗战期间，升任第六十七军参谋处上校处长，深得军长王以哲^②器重。同年秋，调任该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团长。他亲手编写各类训练教材，常以岳飞、文天祥的事迹教导官兵，把抗日救国打回老家的目标挂在嘴边，所带部队军纪严格、训练有素，是东北军的“王牌”之一，战斗力很强，高福源也被誉为东北军的“虎将”。

注：

①吕正操（1904年—2009），辽宁海城人，17岁加入东北军，21岁从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受到张学良器重，曾担任张学良秘书、副官多年。西安事变后，于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代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1年，张学良获准赴美国探亲。5月，受邓颖超指派，吕正操赴美，与张学良相聚。

②王以哲（1896年—1937），字鼎芳，黑龙江宾县人，东北军高级将领，张学良亲信。1928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军，王以哲被任命为第一旅（后改番号为第七旅）中将旅长，驻守奉天北大营。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袭击北大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根据南京统帅部电令，严令第七旅不准抵抗，在电话中同王以哲讲，你要是抵抗，先拿你的头来。王以哲被迫执行不抵抗命令，指示部队突围，辗转退入山海关。入关后，东北军改编，王以哲被任命为六十七军军长。1936年7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2日，王以哲突遭袭击惨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王府吊唁。毛泽东、朱德在唁电中写道：“鼎芳先生努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但是国家民族之干城，亦爱国人民之领袖。此次主持和平，遽以身殉，苏区军民同声悼惜。”

一败涂地

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不久，蒋介石即调集张学良的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围剿”，蒋介石自任“剿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王以哲率部驻守肤施（今延安）。起初张学良以为，不足万人的红军劳师远征、立足未稳，自己的30多万东北军必能旗开得胜。谁料，跟红军一交手，东北军便被打得丢盔弃甲。1935年9月，徐海东到达陕北永坪与刘志丹会师，合并为红十五军团。二人强强联手，于10月1日取得劳山（位于延安以南）战役胜利，全歼向甘泉方向推进的王以哲第六十七军一一〇师师部和两个团，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

为打通延安与甘泉镇的联系，把红十五军团挤出道佐铺（位于甘泉镇南），王以哲决定，在榆林桥构建防御工事。此地距红十五军团大本营仅十多公里，守军是一〇七师的四个营和六一九团团部，团长高福源。

通晓军事的高福源在陡峭的西山制高点修建碉堡，派一个连驻守。徐海东决定实施突袭。10月24日夜，各师和游击队陆续进入阵地。次日拂晓，战斗打响。午饭时间，红军发现，一伙人从北寨门向西山送饭。徐海东判断，北寨是高福源的预备阵地。他派预备队出其不意冲到西山顶，居高临下与东山部队配合压制北寨。高福源负隅顽抗，卫兵先后阵亡，其胳膊中弹，被一名红军医务兵从后窗跳进去俘获。当时红军中无人认识高福源，后来从俘虏的士兵里才查出了他。下午3时，战事结束，高部四个营全部被歼，1800余人被俘。

高福源见到“冤家对头”徐海东，认为自己死定了，摆出一副“要杀要剐随你便”的架势。徐海东严肃地说：“你的老家被强盗霸占了，你要是有骨气，打回东北去呀！在这儿充当什么英雄豪杰！”高福源面红耳赤，羞愧地低下头。

脱胎换骨

据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主管的学术刊物《党史纵览》2024年第七期《彭德怀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一文介绍，红军对待东北军的政策是这样的：你若进犯，我就痛打；抓到了，教育之；要留下，欢迎；不愿留下，放你回去。总之，就不信张学良会为蒋介石搭进自己的全部家底，就不信东北军官兵不会幡然悔悟。彭德怀有句名言：“做统战工作是和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重要的任务。”

据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的郭洪涛回忆，高福源被俘当晚，时任红十五军团政委的程子华把他找来，一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包扎，一边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高福源说，东北军是抗日的，打红军是被逼的，要求将他放了去抗日。程子华不同意放。高福源说：“既然不同意放，那么就把我杀了。”程子华说，不能杀。我们有个红军干部学校，你到那里去教书，为抗日培养军事人员。高福源听了，喜出望外：“我是东北陆军讲武堂毕业生，一定能教好，不辜负你们的期望。”

于是，郭洪涛给红军干部学校校长写了介绍信，推荐高福源到干校任教。

伤口愈合后，高福源在瓦窑堡参加了东北军被俘军官学习班，被选为学习班班长。11月，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一〇九师在直罗镇被红军歼灭，师长牛元峰自杀。震惊之余，高福源开始认真研究红军与东北军的不同之处：已是冬季，陕北的天气很冷，绝大多数红军将士军衣单薄，却给东北军被俘官兵发放了厚厚的棉衣；红军吃的是杂粮且有定量，被俘的官兵却吃着细粮还能吃饱。在苏区的两个多月时间里，高福源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上的课，阅读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救国纲领，参加了学习、参观、实地考察……终于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奋斗的党，红军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出路的队伍，联共抗日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

三个月后，高福源受到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的接见。他流着泪请求：“给我个机会，我要让少帅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救国者，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李克农也诚恳表示：“我们相信你，但是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应该想一个万全之策。”

李克农将高福源的想法报告给党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讨后批准，并建议他先做东北军工作，再做张学良工作。

1936年1月初，毛泽东把高福源送到彭德怀那里，并在电话中嘱咐“好好优待他，住到一定的时候，他如果愿意回去，就让他回去。”后来，彭德怀在其《彭德怀自述》中回忆：“高福源……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某晚，他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此时，东北军与红军作战已无优势可言，虽占据着甘泉——从半山腰上突入甘陕苏区的小镇，但被红军包围了三个月，镇里有两个营的东北军。据时任东北军一一〇师六二九团第一营营长周祖尧在《高福源在榆林桥被俘以后》一文中回忆，红军部队向守军喊话：“放下武器，优待你们。”周祖尧问：“红军真的优待俘虏，为什么杀害被俘团长高福源？”红军答：“没有杀他，两天后可以让高福源来见你们。”

很快，高福源和周祖尧见了面。经过一番交谈，“他打消了我坚守甘泉的念头，产生了与红军和谈的希望。”周祖尧回忆道。几天后，经过两次和谈，双方停止了敌对行动，在甘泉北门外约二里地设立市场，自由买卖，守军采购粮草，苏区百姓以粮食换得国统区的钞票，互相有利。

高福源又给王以哲的参谋处长佟道（同学兼好友）写信，请佟道代为转达，希望面见王军长。此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建立联系，闻之，便让佟道设法将高福源接到洛川。

此时，张学良正在苦闷中。他背着不抵抗的罪名被蒋介石派到陕西“剿共”，不到3个月，被红军消灭了3个师，死了2个师长。南京方面不但不予补助、慰问，还要取消其两个师的番号，减发军饷。张学良气得大骂。他去了一趟上海，专门见了爱国实业家杜重远和吉林自卫军将领李杜，寻求摆脱困境的对策。这两人的一致看法是：停止“剿共”，联共抗日。

搭设桥梁

1936年1月，元旦刚过，高福源在红军护送下，辗转来到老上级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驻地洛川。相见后，高福源坦诚分享了自己在瓦窑堡的经历和思想转变，说：“若能与红军合作，收复东北指日可待，民族必能扬眉吐气。”王以哲遂向张学良发去急电：“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即日回到洛川，据云有重要事情要面陈少帅。”很快，他带着笑意告诉高福源：“少帅同意，会派正式代表来会谈。”

1月中旬的一天，高福源再次赶往设在洛川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部。进了司令部，他大吃一惊：眼前是一别数月的少帅张学良。

高福源眼眶红了。立刻敬礼说，副司令，属下是受红军之托，前来协商两军谈判停战的事。

张学良一拍桌子站起来：你好大的胆子！打了败仗做了俘虏，居然有胆量跑回来劝我通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两行热泪顺着高福源的脸颊流下。他哽咽着说，属下要是怕死，这趟就不来了。副司令不要忘了，咱们的老家现在被日本人占着，三千万父老同胞要么被欺负、要么四处流浪，先大帅的仇还没有报，咱们在这儿跟红军自相残杀，对不住他们啊！

张学良眼眶也红了，他让人给高福源搬来椅子、端上茶水，让他一五一十从头说起。

其实，从西安来洛川之前，张学良即做好打算：如果高福源是靠谱的中间人，就让他返回陕北，请红军派高级别干部前来与自己当面会谈。所以，高福源讲完后，张学良交代了任务并安抚说：“你尽管去办这件事，如果因此有了危险和意外，你的家属和子女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

据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管的《党史纵横》杂志2012年第六期《西安事变的幕后英雄》一文介绍，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返回甘泉，彭德怀迅速电告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在瓦窑堡接见了高福源，高福源报告了张学良的想法，并递交了张学良的亲笔信。毛泽东高兴地对高福源说：“你的情况，李克农同志都向我们介绍了，感谢你为国家、为民族、为抗日统一战线做了一件大好事！”周恩来也称赞道：“你这一步走得很好，把光明的火种引回东北军中，你是张将军部队里最有觉悟、最先觉醒的爱国军人。”

中共中央经研究决定，先派员前往洛川与王以哲会晤，作为双方最高领导人会面的铺垫。李克农携带的由彭德怀、毛泽东签名盖章的信件开头热情洋溢：

“将军足下：

顷晤少卿团长，欣悉足下与鼎芳对抗日救国的血诚始终不懈，始终不为环境所打动，对抗日红军，不仅无继续阻扰企图，且愿给以实际帮助，此中华民族的幸运，亦兄等千秋万代的伟业……”

经后人考证，从文字的严密逻辑和饱满的政治热情来看，这封信极可能出自毛泽东之手，至少是在他深度修改之下成形。在中共中央领导层集体讨论与定稿后，通过电报方式发送至红军第一方面军前线指挥部，寻求彭德怀意见，最终以信函形式呈现。

信中提及的“少卿团长”即高福源，“鼎芳”为王以哲。

1月19日，高福源陪同李克农来到洛川。张学良和李克农见面后，达成互不侵犯、恢复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以及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协定。张学良握着李克农的手激动地说：“我心中有底了。请转告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我张学良愿意为合作抗日尽力。”

谈判结束时，张学良私人还拿出2万块银元和20万元法币，支持红军抗日。

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名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川口村一座天主教堂里正式会面。此次会谈，使张学良看清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日胜利的前途，坚定了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

不久，张学良将高福源调到自己身边，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机要联络员，又任命其为一〇五师（东北军唯一的独立师，相当一个军的编制）三旅少将旅长。

在此期间，高福源经常往返于西安和瓦窑堡之间，为双方高层传递信息，为贯彻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与东北军官兵进行广泛沟通。据东北军学兵队队员张树权回忆，“高福源身材高大，讲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口齿清晰，语言流利，讲话慷慨动人，有感染力，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至今难忘的是，他讲过这样一句话：‘红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我们东北军同红军作战，就等于对家乡父老的背叛，是民族的罪人。’我们这些饱尝流浪之苦的东北子弟，深为高福源的讲演所感动，深为红军的爱国主张所振奋。高福源用现身说法，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力。”

1936年夏，经中共中央特批，由李克农担任介绍人，高福源成为一名中共秘密特别党员。王以哲也于同年7月秘密加入红色阵营。

9月22日，毛泽东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代表东北军分别签署《抗日救国协定》。

祸起萧墙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第二天，高福源奉张学良之命，赴开封拜会河南省主席商震和绥靖主任刘峙，说明张学良、杨虎城的八项主张，为稳定局势起到很大作用。年底，在国共双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出于种种考虑，张学良决定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一下飞机就被扣押。失去了统帅，东北军处于混乱状态。在如何营救张学良的问题上，东北军“元老派”将领和“少壮派”军官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王以哲军长被杀的二二事件。驻防渭南前线的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③，派人枪杀了杀害王以哲的特务连连长于文俊。1937年2月4日，刘多荃让高福源来师部开会。高福源带着两个卫士前去，被提前埋伏的士兵开枪打死，尸体抛入枯井。

8月的西安，阴雨连绵。为了解到更多与高福源相关的资料，记者又先后探访了西安烈士陵园、革命公园、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等场馆，并通过西安党史网，与当地几位党史专家作了电话沟通。他们为记者推荐了两篇重要资料：

在《辽宁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原东北军“少壮派”军官之一赵龙韬的《高福源之死》一文，说明了先期原委：

……因为他（指高福源）常与孙铭九等接触，当时被认为少壮派。张学良将军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孙铭九等人力争用武力营救张，遭到元老派的反对。随后发生了二二事件。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的东北军纷纷要攻进西安，消灭孙铭九部。孙铭九当时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找有关人员去部队进行解释工作。听说高福源头一天晚上进的城，即派人前去请高福源到金家巷会面。孙铭九说：“有一件事请你亲自去一趟。因为现在城外部队长官误会很大，需要去做解释工作，特别是你们一〇五师刘多荃师长的工作，我想你去最为合适。”高福源即乘车出东城去见师长刘多荃。时间不长，高福源即返回，一见孙铭九就说：“糟啦！游说未成，反而引起更大的误会。”原来他们一进防地，就见士兵取卧姿，机枪面向城里，向高福源喊停车，否则即开枪。高福源马上下车，对士兵说：“我是你们旅长。”士兵说：“旅长也不行，团长有命令，任何人也不准入内。”高福源说：“让你们团长出来，我亲自和他讲。”张治邦团长出来，气势汹汹地问：“你来干什么，来杀我们吗？”高福源说：“别误会，我来见师长有事。”张团长说：“你赶快走开！否则对你不客气。”高福源看苗头不对，即把张团长推进车内，随即上车，令司机赶快往回走，后边打了几枪，跑出射程后才令司机停车，放张团长回去，高福源这才脱身回来。

高福源原为解释误会，想不到反而增加了误会，种下了刘多荃对他的杀机。高福源以为二二事件与己无关，心安理得在城里未动。不料刘多荃从城外给张学良护卫旅二团团长葛晏春打去电话，命其把高福源就地枪决。

1978年，刘多荃道出捕杀高福源的缘由：

“约在2日下午3时许，我往临潼第一旅打电话找高福源旅长，拟约他来渭南师部商议尔后计划。据该旅黎参谋长说，旅长昨晚进城，迄未回旅。4时以后，我又打电话，第一旅声称高仍未回。当时我情绪甚坏……同时又传来消息，少壮派已派高福源来对付我，欲接我师长职务。据黎参谋长电话报称，高旅长这两天经常在夜间乘三轮车、汽车进城。同时据报，2日上午王以哲事件发生时，高福源持手枪在粉巷（王以哲住所处）走来走去。

“3日早晨，我和高通上电话，问他为什么连日进城不请假，并问他进城干什么？高支吾不答。我令他马上来渭南师部。约20分钟后，高福源挟黎参谋长乘三轮车逃往西安，走时非常慌张，并逼孟副官同去。孟见情不对，假装回屋取皮带留下来，即打电话给我。我想少壮派真凶狠，又有黑名单，连我亦在要杀之内。我即决心令西安二团团长葛晏春立即把他逮捕就地处决，打击一下少壮派……”

经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方海兴引荐，记者与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丛书编辑、文史学者白磊作了沟通，他建议记者查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著的《西安事变回忆》一书。在张政枋（时任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二二事件前后》一文中，记者读到如下内容：高福源“于1937年2月2日奉师长命回西安办事，2月3日下午5时被驻在西安担任卫戍责任的葛晏春团长枪毙。高是应葛的邀请，前来参加宴会。一进会客室，葛即向他开了头一枪，高当时未倒下，并大声说为什么这样做。葛又开第二枪，高倒下后，葛又开第三枪，高才死去。高福源是个进步的青年军官，就在这样不明不白的情况下牺牲了。”

注：

③刘多荃（1897—1985），字芳波，奉天凤城（今辽宁凤城）人。1923年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进入东北军，任基层军官。1925年，张学良接触到刘多荃后，当年把他调入自己的卫队并担任副队长。后来卫队扩充成一个标准旅，刘多荃任护卫旅一团团长，1929年被提拔为师长。张学良对其信任有加，直至将事关身家性命的西安事变捉蒋行动，全权交予刘多荃负责。

对于直接指挥攻入华清池捉拿自己并对自己进行拘押的刘多荃，蒋介石一开始没有进行任何处罚，反在对东北军进行全面整编与改组，将原本独立的东北军分设成六个军之后，让他担任第四十九军军长。

此后，蒋介石通过向东北军六个军中不断安插自己的嫡系人员以及派驻政工人员进行思想改造，让东北军的真正指挥权最终归入自己信赖之人手中。随着军事行动的展开，蒋介石开始拿起放大镜，去找刘多荃指挥中的失误。因一次战役失利，他被蒋介石理直气壮地训话，并撤销了军长职务。但是，批评归批评，蒋介石对他没做降职处理，反而再次升职。1941年11月，刘多荃被任命为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任热河省政府主席，此后的职位也一直不低。渐渐地，刘多荃发现，自己所有的军事职务都成了副职。就这样，他一步步被蒋介石从东北军中剥离出来，成了一个没有任何实权的人物。

1948年，刘多荃被任命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他不愿意为蒋介石打内战，找理由去了香港，随即在香港联名通电起义，弃暗投明。在他的感召下，原东北军将领纷纷响应，进行阵前起义。1949年12月，刘多荃返回北京，历任政务院参事、辽宁省交通厅厅长等职。

雾散云开

高福源家人是从报纸上得知其“被正法”消息的。夫人许芝瑶悲痛欲绝，次日带全家前往西安。

高福源的遗体被放在一间破庙里，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许芝瑶不敢深究，只好匆忙找棺材准备下葬。高福源原来的副官马绍周来到破庙，告诉许芝瑶尽快埋葬遗体并离开西安，因为仍有人要对高福源的遗体不利。

许芝瑶与丈夫的弟弟高福洪一起将棺材抬到西安东城墙外城垛附近，挖了个一米深的坑草草安葬。为方便日后寻找，高福洪用脚测量了坟与城垛的距离。次日，全家人返回北平。

“虎父无犬子。”高福源牺牲后，其长子高本荣（字越尘，1923年3月4日生，曾在私立东北中学校学习）继承父志，于1939年3月考取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编入黄埔军校第十六期第一总队。1940年12月毕业后，转入空军军官学校驱逐机专业深造。1942年4月，赴美国进行了一年多飞行训练。于1943年3月在印度编入中美空军混合大队，年底回国参加对日作战。1944年1月18日，高本荣在喜马拉雅山一带执行作战任务时，不幸壮烈殉国。

高福源的遇难令周恩来非常痛心。得知其家中有妻子和未成年的儿子后，周恩来多次派人打听他们的下落，未果。1960年12月，周总理与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王幼平谈到高福源时说：“此人贡献很大，我们同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他是有贡献的。他和王以哲同时遇难很可惜。”他指示王幼平了解一下高福源是否有遗属，“如果有，我们应予关照！”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继续关注此事。

1964年，许芝瑶去世前告诉次子高本堂，他的父亲是爱国的好人，让他保留好唯一一张父亲穿便服的照片。

1982年12月7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及省民政厅协助下，高福洪于西安城墙东门外找到高福源的遗骨并火化。

同年12月12日，高本堂受邀赴北京参加了“西安事变四十五周年座谈会”，并带去父亲唯一的照片。

1983年1月22日，在西安烈士陵园，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主持举行高福源骨灰安放仪式。

同年1月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高福源革命烈士证明书。

2025年8月11日早6时30分，记者于离开西安之前再次寻访高福源殉难地的确切位置。从长乐门到中山门、朝阳门，最后到达东门最北端的角楼前。此刻，火红的朝阳徐徐升起，角楼右上方，一轮皎洁的圆月尚未落下。这座用雕花檐角与青砖黛瓦勾勒出千年古城轮廓，至今仍保留着当年日军炮火摧残痕迹，见证了一代抗日英烈埋骨他乡、笑看今朝的巍峨建筑，沐浴着万道霞光，与日月同辉！

历史顾问 阎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