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染炮台。吴晓英 摄
海丹青
没有充足准备与心理预期,我降生在上世纪80年代的北地。那时那地,人们刚刚触碰到流行的触角,也刚刚明白,社会是不束缚潮流的。于是,当我在人生中第一个叫做“家”的房子里跑进跑出的时候,耳边回荡的,是邓丽君、程琳的歌声——没有主观期许,也没有盲目跟风,只是自然而然地,听着,听着,就哼起来了。
儿时的记忆,绝大多数都是祖母给的。对西炮台的记忆,却是祖父给的。
那年秋天,梧桐叶子落了一地,祖父骑着二八大杠,把我放在大梁上,去西郊。那时候,渤海大街还不像如今这样宽阔笔直,路两边的杨树已经很高了。祖父弓着背,蹬得很慢,秋风把他的白衬衫吹得鼓起来,像一个帆。我坐在前面,手抓着冰凉的车把,问:“爷爷,咱们去哪儿?”
“去炮台。看海。”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西炮台。没有想象中巍峨的城楼,没有威武的旗幡,只有一座浑黄的、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老城堡,孤零零地蹲在芦苇荡边上。它太老了。老到颜色几乎和秋天的大地混在一起,老到那些夯土的墙垣上长满杂草,风一吹,簌簌地响,像老人絮絮的呓语。
祖父把车支在路边,牵着我走上护台壕的石阶。他的手很热,而秋天的风已经很凉了。我记得那些夯土——黄土、黑土、白灰,还有糯米汤,黏合在一起,硬得像铁,却又斑驳得像老人的手背,沟壑纵横,一碰就掉渣。祖父蹲下来,用手指摸着墙上一个碗口大的凹痕,很久没说话。半晌,他抬起头,看着西面茫茫的大海,说:“这是炮弹打的。一百多年前打的。”
那时我不懂一百年有多长。我只觉得海风很咸,吹得眼睛发涩。芦苇一人多高,密密匝匝地围在炮台四周,芦花垂着毛茸茸的脑袋,风一过,沙啦啦地响,像千百个人在低声说话。我问祖父,它们在说什么。祖父没有回答。他只是把我抱起来,让我骑在他肩上,去看那几尊锈成铁疙瘩的古炮。
炮口依然指向大海。黑黢黢地,沉默着。
后来我才知道,1895年3月7日凌晨,也是这样萧索的春天,乃木希典的军队踏碎了营口的宁静。守将乔干臣率领五百兵士,八小时抵抗,零支援。炮台的守军用最简陋的火绳枪,对着日军最先进的火炮;地雷炸响过,刺刀拼杀过,直到电线被切断,直到夜幕成了敌人最好的掩护。最后,炮台陷落。八小时悍守,援兵未至……
历史的硝烟已然散去,而这座用糯米汤和黄土等夯起来的炮台,居然还在。
祖父带我去的那个下午,是北地再寻常不过的秋日。天很高,瓦蓝瓦蓝的,没有一丝云。海面平展展的,泛着碎银子一样的光。远处有几艘进港的轮船,汽笛声“呜呜”的,传得很远。炮台外没有几个游人,只有一个放风筝的老人。那只风筝是鹰,赭色的翅膀,在蓝得不真实的天空里越飞越高,最后小成了一个黑点,仿佛真的飞进了时光隧道。
许多年后,我读到纳兰性德的词,“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才忽然明白,祖父那时候的沉默,不是无话可说,他是把那些话,都留给了我。
后来我长大,离开营口,又回到营口。西炮台去过很多次,陪外地的朋友,陪来访的客人,也一个人在黄昏时去。每次去,都要摸摸那些夯土。它们还是那样粗糙,那样坚硬,那样沉默。只是掌心里的触感,从童年的冰凉,变成了成年后的温热。
一年深秋,我一个人在炮台最高的平台上,看夕阳坠海。北地的晚霞是烈的,不像江南那样氤氲含蓄,而是大片大片地烧起来,把海面染成沸腾的赤铜。红海滩在芦苇荡里卧着,殷红、润泽,像一大滩还在流淌的血。有海鸥成群掠过,翅膀镀着金边,叫声清脆而悠长,在这寂静辽阔的海滩上荡起涟漪。我忽然想起1948年11月2日,解放军抢占西炮台,与企图从海上逃窜的国民党军血战。那些年轻的士兵,大概也在这同一片滩涂上奔跑、卧倒、扣动扳机。他们倒下的时候,眼前是不是也见过这样壮美的晚霞?
一百年了。从乔干臣到那些无名的解放军战士,从清军的号衣到解放军的军装,这片海滩浸透了太多人的血。血渗进泥土,盐碱地里就长出殷红的碱蓬草;血渗进海水,浪花就年年岁岁地扑打着这沉默的夯土墙。
海风里,残阳如咳血。我忽然明白,西炮台不是一座死去的遗迹。它一直是活着的。
就像那些夯土里的糯米汤,一百多年了,还在起着黏合作用。它黏合的不是砖石,而是这城里人的记忆。从太姥爷那一辈往返港口的商贾,到祖父那一辈骑着自行车带我来此的青年,再到如今带着自己孩子来抓小螃蟹、放风筝的年轻父母——炮台始终在这里,用它的老迈见证我们的年轻,用它的沉默抚慰我们的喧哗。
记得祖父生前给我打过一次电话。他说,他又去西炮台了。八十岁的人了,公交车坐到终点站,再慢慢地走进去。他说芦苇还是那么密,只是炮台上的杂草清理过了,围墙也加固了,但那些弹坑还在,他一个个数过;他说他坐在台阶上,看见一个年轻妈妈带着小男孩在滩涂上找螃蟹,孩子光着脚丫,被钳子夹哭了,妈妈哄着,又笑了。
祖父说:“挺好的。炮台就该是这个样。”
我握着电话,忽然就想起那年秋天,我坐在自行车大梁上,祖父的白衬衫被风吹成帆。他的脊背那样宽阔,隔开了我和迎面所有的风。那时候他不老,炮台也不老。那时候海风也是这样咸,夕阳也是这样慢。
北地的四季是分明的。爱便爱,恨便恨,没有然,也没有所以然。春天桃花压着枝头,夏天海水绿得像绸子,秋天芦花白得像雪,冬天炮台覆着皑皑的寒霜,沉默得更加彻底。可是无论哪个季节,黄昏时分站在这夯土台上,都能看见夕阳正一点一点地,沉进辽东湾两层的海水里。那一刻,时光像是静止的。炮台是静止的,大海是静止的,就连风都慢了半拍。
只有心是动的。
我想,我们这些人啊,一代一代地来,一代一代地走,把手掌贴在夯土墙上,把脚印留在护台壕边。我们带不走任何东西,却也留下了任何东西。
那是以体温传递的体温,以记忆唤醒的记忆。
夕阳终于沉下去了。海面由赤金变成绛紫,再由绛紫变成铅灰。炮台的轮廓渐渐模糊,融进暮色里,像是终于卸下了这一天的守望,沉沉睡去。
风里隐约有孩子的笑声。是那个抓螃蟹的小男孩吧。他会不会在多年后的某个黄昏,也带着自己的孩子来到这里,指着西炮台的夯土墙说:“这是炮弹打的。很久很久以前打的。”
那时他不老,炮台也不老。
那时海风还是这样咸。
那时晚晴如酒,饮醉了百年光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