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藩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9月19日，日军占领了营口。作为国家经济门户和税收来源的营口海关，成为他们急于夺取的目标。

营口海关概况

营口海关设立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5月9日，时称山海新关，以区别于1861年迁至营口的山海钞关。山海新关负责轮船贸易，税务司（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关长）直接向总税务司负责。1901年11月，根据《辛丑条约》规定，沿海50里内的钞关划归新关管理，山海新关接管山海钞关。1915年7月，根据财政部税务处的指示，山海钞关改称山海常关，山海新关改称山海关。1931年，全国取消厘金制度。6月1日，山海常关撤销，其旧址一直闲置至1932年9月。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关不顾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仍旧照常悬挂中华民国国旗。1932年10月28日《盛京日报》以“海关仍揭青白旗”为题报道称：“（营口）埠内自事变后，所有各机关及学校，凡遇星期与纪念日均将国旗停挂，惟西海关（即山海常关）仍旧悬揭青天白日旗，竿头上每日飘荡如昔云。”

强行接管山海关监督公署

中国海关的管理大权一直掌握在英、美等西方列强手中，总税务司及各关的税务司、高级职员也都由英、美等外籍人员担任。由于顾忌与英、美等国之间的关系及其它方面影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并没有马上接管海关。1932年3月，日本人一手策划炮制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任清废帝溥仪执政，年号大同。不久，日本侵略者为达到霸占中国东北各地海关的目的，经过精心策划，分三个步骤，开始了图谋接管山海关。

首先，从接管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管辖的海关监督公署下手。

1932年2月，伪奉天省政府陆续向东北各海关委派海关监督。3月18日，营口的山海关监督公署宣布归属伪东北行政委员会（该会已于2月17日宣布脱离南京政府）管辖，并聘任伪财政部接收委员日本人小泽茂一、佐藤五平为山海关监督公署顾问。5月19日，伪奉天省政府委任马仲援为伪山海关监督。马仲援于6月19日到任后，极力为日本人卖力，充当接管海关的马前卒。

劫夺山海关税款

日伪占据山海关监督公署之后，第二步即夺取山海关税款。

1932年3月26日，山海关监督公署第一科科长敬德峻代表海关监督和日本顾问，手持伪满州国财政部3月24日令，来到暂存海关税款的营口中国银行，责其“3月26日，现存该行保管的海关收入，及以后应收之海关收入，全数于即日缴纳于东三省官银号（日伪官方银行）。”4月13日，伪满州国财政部顾问夏绍康、山海关代理监督史靖寰、日本顾问小泽茂一和营口中国银行沈经理来到海关，通知山海关兼署税务司佘瑙满（英籍），“自本年4月13日起，所有海关旧存银行之款，以及以后逐日新收之款，均一律暂存于营口中国银行，绝对禁止汇往国民政府。”同一天，伪山海关监督公署致函通知海关：“所存中国银行账内关平银13，331.601两，又赈灾附加税6，390.237两，以及以后逐日新收之款，绝对禁止汇付国民政府。”

1932年6月14日，伪满州国财政部总长熙洽再次发布“一切海关收入绝对不许解款南京政府”的通告，并称，“若有违反，以对满州国显怀有敌意，必最后以适宜而最有效之措置。”6月20日上午10时30分，山海关监督公署在派员至海关送达上述通告的同时，马仲援、小泽茂一在监督公署约见营口中国银行经理，要求立即将海关税款交出，由东三省官银号接收，并声明，“勿对满州国有敌对行动。”约见时，会议室左右及院内均有武装警士把守，不准自由出入。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拒绝时，马仲援、小泽茂一、敬德峻和一名警官率领八九名武装警察，闯进营口中国银行，要将海关所存各项税款如数送交东三省官银号。银行经理出示银行与海关签订的合同，但据理力争无效。银行一位副经理从后门走出到海关，由海关出示公函，对“满州政府提取关税之举是以严重抗议。”双方相持至下午6时许，银行在日伪军警武力威逼下，被强行夺走海关税款关平银549，093.67两，关金987.12元，交到东三省官银号。同时，山海关分存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牛庄（即营口）支店的税款关平银185，417.81两，均被日伪当局强行劫去。

武力接管山海关

劫夺海关税款后，日伪当局开始了卑劣图谋的最后一个步骤——武力接管山海关。1932年6月27日下午3时，马仲援、小泽茂一等五六人率武装军警十余人闯进山海关，声称，“海关属于满州国，应为满州国所有，特来接收”，宣布“自即刻起，山海关已属满洲国。”山海关兼署税务司佘瑙满当即提出严重抗议。此时，关署周围，出入门户，有武装军警50余人把守。马仲援和小泽茂一要求佘瑙满召集关员，劝说留职，为其服务。遭到拒绝后，又以武装人员威胁，逼令交出一切文卷。此举又未能得逞。相持至下午4时30分，佘瑙满欲离开海关时，遭门前军警留难。因佘瑙满系英国人，日伪军警无奈，只得准其离关。当晚，日伪军警强行留下关员为其服务，没有接替人员，不能回家。是夜，海关验货厅有一差役手带一册《海关章则》送给验货员使用，被日伪军警发现，以“未得许可擅将公文取出”之罪，将该差役移送日本宪兵队关押。山海关在武力威逼下，被日伪当局接管。

6月28日晨，兼署税务司佘瑙满向马仲援提出正式抗议。抗议称：“本月27日，足下带领武装警士，强入海关，已由‘满洲国’接收。当时情况，只有屈服于武力之下，但此等行为实系侵犯中华民国之主权，特对足下提出正式抗议。同时，已经本兼署税务司令知本关全体员役，服从暴力，暂照旧供职，但此不能认为妥协，须俟国民政府命令颁到时，当遵照办理一切也。”

7月7日，山海关兼署税务司接到总税务司电令：“非受压迫，不必撤退关员。”7月11日夜，又接到总税务司转达国民政府令，“如不能正常行使职权时，可将关员非正式撤退。”12日，佘瑙满通知关员，于14日停止到关供职。14日晨，关员均在寓所静侯待命。日伪当局随即出动军警，挨户传达命令，胁迫关员到关供职，声称，“如有反抗命令，则无生命财物之保障。”武力胁迫下，关员勉强到关。有数名差役被军警拘去，遭到严厉威吓后才到关就职。稽查员王世扶被迫到关后，拒绝为其工作，当即被军警抓走，经多方交涉，始肯放回。随后，佘瑙满又接到总税务司令，“各关员可能时，尽可潜离营口。”对此，日伪当局严密监视关员，码头寓所布满侦探，房主邻居均受嘱托，代为监视。二等稽查员曹思淼准备潜离时被侦探抓获，拘留予以警戒。7月18日，山海关所属复州湾分关主任、三等稽查员张祖寿（解放后留在大陆，并参予了新中国海关的筹建工作），携带印信文卷，秘密搭乘帆船，潜往山东龙口。7月30日，被拘留的外班稽查员始得释放。

日伪当局鉴于关员拒绝为其工作，只好在当地多次录用新关员，以及从日本国内调进税关人员加以补充。到8月20日，山海关关员多数离去，潜往南方各关，拒绝为日伪当局服务。当时，山海关有关员（除船员、杂役等人员外）43人，只有文书课长吴守一、署理监察长辟得生等6人留下，以结束关务事宜。

1932年6月27日，日伪当局武装接管山海关以后，任命日本人江原纲一为代理税关长。9月25日，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通令，封闭东北三省各地海关，山海关正式关闭。10月1日，山海关正式改称营口税关。从此，营口海关开始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屈辱历史。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8月20日，山海关恢复开关。1947年1月1日，山海关改称“营口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