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丹青

时钟拨回到1950年10月19日。新中国成立1周年后的这个重阳节里，中国人民心中对于“遍插茱萸少一人”的伤感尤为浓烈。因美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而南北两分的邻国朝鲜，在同一轮明月之下，已成为一片焦土，侵犯的战火频繁袭击我国丹东等边陲。生死攸关之际，刚刚建国1年的新中国土地上，不知道有多少风华正茂的青年、有多少父母眼中的孩子，毅然背上行囊，开赴朝鲜战场，为祖国而战。

时任东北画报骨干一线记者的孙天元（笔名田原）就是其中的一员。那一年，他21岁。

“在那之前，我在营口采访，随后出发去沈阳集结，然后随军开赴鸭绿江，入朝参战。”孙天元无法想象，这一次离开祖国疆土奔赴异国他乡战斗，将是怎样的经历。在他与国家级作家和来自人民日报、中央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东北日报、东北画报等其他骨干成员，一同以中共中央特派随军记者团的身份踏上入朝征途时，无上神圣的荣誉感背后，心头依然有着挥之不去的“此行或将无返”的沉重。

“瓦罐难免井上碎，将军难免阵上亡！”中国人民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入朝前，对即将分娩的妻子表达了自己对军人使命的忠诚与坚贞。他的话，激发起全体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磅礴士气与坚强意志，更让年轻的孙天元感受到中国军人的非凡魄力。

“轰炸中、战斗中，很多战士受伤严重，不得不截肢。没有麻药，用的就是消过毒的钢锯，那种疼痛，常人根本没法忍受。但他们真的一声没吭，就那么咬牙挺着。时至今日，我还是忘不了看到那个场面之后的感受，他们的疼痛就好像疼在我身上、那钢锯就好像锯在我心上……这种感觉我永远也忘不了！今年我92岁了，昨天我生病做手术的时候，虽然做了局部麻醉，还是能感觉到疼。那时，我在心里告诉自己：疼也忍着！因为你是志愿军战士！”这段话，孙天元老人说得字字铿锵、深沉且坚定。

“在战地临时搭建的医护场地上，我看见了一小堆伤员们被截下的胳膊、腿，在雪地里堆成一堆儿。由于担心被野狗啃食，部队派专人看管，这是对烈士和伤员遗肢最基本的尊重。这一堆（遗肢）里，有被炮弹炸伤的、有被枪弹打伤的、有化脓以后溃烂不堪的、乌黑的、鲜血淋漓的……”

说到动情处，老人眼眶湿润了。

“那是我见到的、最令人心灵震颤的一幕。在国内战场遇到的场面，比起朝鲜战场来，根本没法儿相提并论。”手术后第二天，孙天元就坚持接受记者的采访。做完透析后的他略显虚弱，但仍尽力描述着70年前的那场大战。

“首先是‘联合国军’地毯式的轰炸，布局密集而且毫无规律可言；其次是实力相差悬殊的‘不对等’的对战形势，更加速了志愿军战士们的伤亡。在这样的形势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拍照就难了，很容易被炸。”

为了减少伤亡，月夜作战，是志愿军的最佳选择。

孙天元终生铭记的，不仅仅是零下40度的难以抵御的冷。朝鲜的月夜下，一团团咆哮的炮火犹在头上；在照明弹转瞬即逝的光亮中，艰难地抓取画面，那一刻犹在眼前。

“过去的相机不像现在的，它感光时间长，对光线的需求更迫切，没有光，就什么也拍不到。”孙天元说着，拿起一本画册递到记者面前，“这是当时我拍摄的照片，有一些保存下来的，就在这册子里。当时，为了方便拍摄，都给我们战地记者发放了闪光灯泡，我的包里就有，可是，根本没有机会派上用场！在朝鲜战场的黑夜里，别说是闪光灯泡，就连一点点烟头的火光，都有可能引来敌机。我牺牲了不要紧，我相机里面那些珍贵的资料可不能毁了！那都是帝国主义的罪证！”孙天元的眉宇间，再现出一股少年的英气。

“没有光，我们就趁着月色拍摄，皎洁一点的月色都可以。如果要拍摄冲锋中的部队，我们就要奔跑在冲锋队伍更前面一些。很多时候，战火太猛，硝烟把月亮都遮住了，我们就匍匐在低处，等待双方交火时那一瞬间，炮弹爆炸或者火力交锋时所迸发出来的一点点亮光，进行瞬间拍摄。遇上敌人发射照明弹，那是最痛苦的时刻，因为那个时候的光线是夜间最好的，最利于拍摄。可是，那种强光之下，也是我们最容易暴露、最容易被击中的时刻……”

在志愿军夜渡清川江突袭敌军纵深阵地的战斗中，一架敌军轰炸机轰然而过，炮弹雷电般袭来，巨大的热浪将孙天元掀翻在地，破碎的弹片如锋利的刀片，从一块巨石上崩弹开来，四散迸飞，其中一片瞬间穿透孙天元的军装，插进他的大腿，强烈的灼烧感让他的腿顿时麻木了。“当时，就是很本能的，一下子就把弹片拔出来了，速度很快，但血还是跟着溅出来、肉也一起翻了出来。那弹片烫手，第一眼就能看出温度很高，蓝汪汪的……当时伤口就熟了，根本没来得及觉得疼，就是烧得慌！”

受伤后依然涉水强渡清川江，孙天元被志愿军总政宣传部通报表扬。

自己负伤，孙天元没有当回事。这一刻他想到的，是与他同在朝鲜战场奋战过的战友——陈现。“这个老兄弟，我很想念他！”孙天元眼中掠过一丝难以描述的悲伤。“是我把他带去的朝鲜战场，可我却没能把他带回来……”

“我是在第一次回国送稿子的时候，才带上陈现的。看到我回国送稿子，陈现就一直跟着我，恳求我带他去朝鲜体验生活。我向他说起，我们是拿着相机、摄影机打仗，很危险……”老人的眼里充满惆怅，“后来他听不进去我说的，就是毅然决然地跟我去了朝鲜战场。说实话，当时我们心里，就是一门心思地作战，几乎没有人会认真去想，如果真的牺牲了该怎么办？！一封家书随时带在身上，保不齐什么时候牺牲了，这封家书就成了遗书了。”

说到动情处，孙天元的目光闪烁着倔强与坚持。“他是在一次转军中失踪的。当时不知道，战事纷乱，我也转军去了其他部队。后来，在第二次回国送稿子的时候，战地记者都有音信，唯独他既没有稿子更没有音信，引起了报社注意，我更是特别着急。组织经调查发现，陈现从40军出发转军去38军时有登记记录，还有一名警卫员陪同。但是，38军迟迟未见陈现及警卫员二人到营。我们曾担心他们是不是被俘了，这种担心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交战双方交换俘虏的时候，我还特意关注了俘虏名单，依然没有找到他的名字。”

再一次良久的停顿之后，孙天元颤抖着说，“他，牺牲了……后来有战友说，他肯定没有被俘。那一次转军，遇到敌机扫射，情况十分惨烈，大家都被打散了……”

孙天元再度摘下花镜。老伴见状走过来，慢慢抚摸着他的后背。

抗美援朝，让孙天元亲身经历了失去同胞的刻骨之痛，更让他收获了中朝人民同仇敌忾的战斗共情。他与战友吴少琦合作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阿妈妮的故事》，被《东北日报》连续刊载、东北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中朝人民的战地情缘，汇聚成同生共死的共同意志，为保家卫国呐喊出最浓的赤子情、最真的爱国心。

“牺牲的战友们没有来得及看到的胜利，我替他们看到了，这是幸福的，更是光荣的！我还要继续帮他们看，做他们的眼睛，看看我们新时代的中国，是多么的强大，看看我们今天的中国，是何等的不容侵犯！”

今日，在营口亲和源养老中心里，那一幕幕刻在骨里、扎在肉里、注进血液里的回忆，让孙天元年过9旬的身心更加充满生命的张力。斑白的发鬓，犹如皎洁的月光，记录着那些曾在朝鲜战场上的月夜与黎明。

“朝鲜战场上的月亮，是中国人的月亮。”这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70年不曾忘记的俗语，从战火中诞生，在援战中流传，在和平中铭记，在流血牺牲中尤为深刻！

（本文图片为孙天元提供）

人物简介

孙天元（笔名田原），1929年出生于山东掖县，1948年肄业于吉林市联合高中，同年参加革命。1950年入朝拍摄战地实况，在清川江战斗中负伤、立功。作为随军记者，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后转向和平建设时期采编工作。历任东北画报社摄影记者、记者组长、东北文艺出版社编辑，中国摄影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辽宁省文联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