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海

2013年6月20日，《营口日报》刊登了一篇刘品毅先生的文章《营口人初食螃蟹趣闻》。该文引用民国时期文人笔记《蜗牛居士集》，介绍了一件营口近代的逸闻趣事，原故事题目为《箝头虫》。这个故事讲的是，清代乾嘉年间，营口郊外“箝头虫”泛滥，大者有如车轮，不但祸害庄稼，毁坏物件，螯鸡伤狗，而且还能伤人。人们苦于没有办法消灭它们，只能消极避让，甚至关闭城门，防止“箝头虫”进入。后来，有位江浙人士来营口做县令，他告诉人们，此虫名为“螃蟹”，鲜美能食，并教大家捕蟹吃蟹。于是，“箝头虫”之害得以消除。

该文发表后，引起很多读者的兴趣。有人认为，这是南方人为讥讽营口人编造出来的恶搞故事；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民间茶余饭后的无稽之谈。抛开故事里夸张虚构的成分，还原故事的内核，我们可以看到，《箝头虫》其实讲的就是一个江浙籍的县官在营口亲自督率百姓抗御虫害，从而使营口避免了重大灾害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在营口的近代史上，是确确实实有其历史原型的。

民国版《盖平县志·职官志》记载：“张鼎鏞，字芷笙，维阳真州（今扬州仪征）人，举人，清咸丰八年（按碑文记载应为咸丰七年，即1857年）任盖平知县。明达吏治，除暴安良，如智擒匪首，大石桥、营口赖以安靖。柳树屯（今老边区柳树镇）一带蝗虫遍野，乃亲督农民捕蝗，竟未成灾。未及去任，犹手谕村民，勿忽此事以为民害。村民立捕蝗碑。”

县志中所提的捕蝗碑今已无存，但碑文收入在《盖平县志》的《艺文志》中。碑文对这场抗御蝗灾的事件记载较为详细：“公（指张鼎鏞）方抵任，适值飞蝗入境，蔓延三十余里。当即勘验，拨夫捕扑，躬自督催，与小民同其作息，虽风雨无间也。少憩则呼民夫共坐土地，指陈蝗蝻之害，闻者无不奋力。……八月初旬，蝗害肃清。……是岁也，天气亢旱，田禾晚成，蝗生于夏秋之际，而毫无伤损，公之力也。”

若将《盖平县志》所载张鼎鏞捕蝗的真实事件与《箝头虫》故事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中最主要的几个元素——地点、人物、经过都是完全吻合的：

事件发生的地点——柳树屯，现在已成为营口市东郊，当时是盖平县北境，毗邻营口市街。咸丰七年，营口尚未开埠，也没有修筑土圩城墙，蝗虫蔓延，必然危及营口市街，所以故事里提到“凡是虫欲来，鸣锣闭城以避之”。

《箝头虫》故事中的主人公，是“浙中某名士简任营口令”。正如刘品毅先生在文中所指出的，当时营口还没有行政建置，西部隶属海城县，东部隶属盖平县。张鼎鏞时任盖平知县，管辖营口东部，也算是营口的父母官，称其为“营口令”，也未尝不可。其籍贯是扬州仪征，正属于江浙地区人士。

事件的经过也颇为相似。故事里形容箝头虫“其来也簌簌有声，如狂风骤雨，成群结队，遍于郊野，大者如车轮，小者如杯盘，伤禾残物，鸡犬绝迹。”尽管夸张，却极力表现出了虫灾来势之猛。《捕蝗碑记》 中“飞蝗入境，蔓延三十余里” 的记载可与之相应。故事里的县令亲自示范如何捕食螃蟹，历史上的张鼎鏞更是“躬自督催，与小民同其作息，虽风雨无间也。”

故事的结局是，横行一时的“螃蟹”被营口人捕食殆尽，避免了一场巨大的灾害。这也与《捕蝗碑记》所载“蝗害肃清，毫无伤损” 的结果相一致。

《箝头虫》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乾嘉间”，似乎与历史事件的年代有些出入。乾隆、嘉庆两朝合起来共有85年之久，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时间概念，但是作为故事或传说，对于时间年代并没有特别精确的要求，只是为了把故事安置在一个相应的历史背景当中（即营口开埠之前）而已。况且嘉庆与咸丰只隔着一个道光，年代相差也并不太久。

至此，我们可以还原一下《箝头虫》故事的形成过程：

清咸丰七年，营口东郊柳树屯发生蝗灾。新任盖平知县、扬州仪征人张鼎鏞亲自到现场指导捕蝗，成功抗御了一场大的自然灾害。此事在营口人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此后数十年，人们口口相传。流传过程中，不免添枝加叶、夸张虚构，制造灾害的主角，也由农村常见的蝗虫（也称蚂蚱，有的地区用来油炸食用），变为营口的特产螃蟹。于是，一场捕蝗抗灾的历史事件就这样演绎成捕食螃蟹的趣闻。

顺便说一句，历史上，张鼎鏞的确与营口渊源颇深。他在捕蝗之后，调任海城知县。咸丰十一年四月（1861年5月），他与通商事务大臣乌勒洪额、山海关监督福瑞、牛庄防守尉毓昌一起，与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密迪乐进行了谈判，最终确定以营口代替牛庄开埠。营口的历史不能忘记张鼎鏞。

（作者系营口市历史学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