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坛代表人物李贽在《续焚书》中，称杨慎为“仙”。而能与杨氏一同称为“仙”的，在李贽眼中，只有李白、苏轼二人。能让这位驰骋于儒、释、道的晚明狂人顶礼膜拜的，除了杨慎，恐怕同时代里的确挑不出第二个人了。后来的袁宏道、王夫之、胡薇元、纪晓岚等一时才俊，读到杨慎的著述时，也无不倾倒赞叹。到民国时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正德六年状元。杨慎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可推为明代第一。他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范围也颇广。其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有《太史升庵文集》八十一卷及《升庵集》多种，也未能全部搜集齐备。

李贽曾感言曰：“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就才学与学术的卓绝不凡而言，杨慎在明代的士林和儒林中，的确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但作为一代大儒，他被后世所乐道与评说的，则更着力于其坎坷诡异的后半生——自“大礼议”之后的贬谪佚事。

在明代有杂剧《簪花髻》，专写杨慎贬谪至云南后的古怪故事。在清代有《议大礼》杂剧，专写杨慎在“大礼议”事件中的表现及结局。到了民国，除了有董康重印的《盛明杂剧》，更有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重刊抽印的本子，又将杨氏后半生的“微言大义”重新拈提了一番。当然，这位大儒最为有名的，还是他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簪花髻》

男扮女装的愤世娱乐

杨慎21岁时参加会试，主考官已将杨慎写的文章列为卷首。不料烛花竟落到考卷上烧坏，以致名落孙山。遭此意外打击，杨慎并没有灰心失望。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他终于在24岁时获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杨慎禀性刚直，每事必直书。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他上疏抗谏。嘉靖三年（1524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今保山）。

在明代，能正面评说、直接描述改变杨慎一生命运的那场“大礼议”事件的著述并不多见。避讳即是避祸，文士们已经心照不宣。在皇权强力张罗的“文网”里，谁也不会再犯与杨慎一样的低级错误，去自取其辱。杨慎虽名“慎”，可着实不够谨慎，这是当年官场内外、文坛上下的普遍“共识”。

但如果闭口不谈这桩明代以来的最扣人心弦的“奇案”，文士们似乎于心不甘，又总是有忍无可忍的评说欲望。于是乎，延续元代杂剧豪爽酷谑、明代传奇香艳诡异的戏说人生套路，终于有人执笔写出这当朝当代的稀奇故事来。只不过仍不敢直接着力于“大礼议”事件，而是有意绕开主题去选择末节，专写杨慎被贬云南之后的种种荒涎之举。剧本名目就选择最引人注目的男扮女装一出，名为《簪花髻》杂剧。

沈自徵是晚明重要的杂剧作家。沈自徵的作品传世不多，但其存世的三部杂剧《霸亭秋》《鞭歌妓》《簪花髻》，全部收录于《盛明杂剧》，足以笑傲晚明剧坛。

沈氏写下《簪花髻》剧本一开场，以翠柳和娇桃的对话开始。她们说出一段佚事来：近日朝廷谪一个翰林，是杨升庵学士，在我云南充军。他是当今的才子，只是此人好酒醉后吟诗作赋，不管好歹，都写在我身上。我这南中人，闻他是个才子，一写下就有人来买去。故此我这云南妓女，都以白练为衫。

原来，一代大儒杨慎的“身价”，即便是贬谪后在云南的“戴罪之身”，仍是身价不菲，一字千金。妓女身上的白衫，就是为求字的便利使然。不一会，剧中主角，蓬头垢面的杨慎登场了，几句话点明原委：

下官杨升庵是也！名慎，字用修，别号升庵，四川成都人氏。父亲杨廷和，为当朝宰相，顾命两朝。下官学成满腹文章，圣人可怜见，钦赐状元及第，官拜翰林学士之职。只为当今大礼一节，下官痛哭廷谏，圣人将我贬落金齿为军。人人道咱杨升庵的不是，且疑我这状元是买来的。我到得南中，日以诗酒为生。时遇春天节气，到大来幽哉也呵！

因为“大礼议”受贬，此时仕途的大挫与当年才名的大盛，形成了鲜明对比。世人只认官位不识才气的惯例，又让这位大才子郁闷异常。堂堂大明状元、巍巍翰林讲官杨慎，竟当众挽髻戴花、涂脂穿裙，他要男扮女装，招摇过市。这是醉后撒疯，还是瞎玩胡闹？显然怪现状背后自有真道理。在皇权至尊的极权统治之下，如杨慎这样的真性情、真胆魄的大才子，也不得不装疯扮傻方可自保；举国文士官员，无不如同被阉割的宦官一般，不得不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于皇权之下。杨慎女装，看似撒疯，实则是反讽世道人心；杨慎女装，看似胡闹，实则是发泄天怒人怨。至于后来杨慎女装登坛讲儒、释、道，则纯属愤世行为的又一延伸与激化。从对世道人心的质疑，进而衍化为对人生意义的怀疑，杨慎在此已经不再是大明状元或者官员的身份，而更接近于哲学家的角色了。

杨慎当年是否有过上述这些行径，正史、野史、民间故事中都略有记载。但重要的不是这些行为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这些行为本身所蕴含着的历史意义何在？人生启迪何在？生活在明代鼎盛时期的杨慎，在晚明时代落魄文人沈自徵笔下的面目，除了据史改编之外，还多少也沾染着晚明的自由哲学风尚。摆脱所有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思想束缚，如皇权、儒学、礼教等；致力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就是晚明自由哲学的现实基础。沈氏在这一基础之上，让杨慎这一原本是极力维护皇权正统的一代大儒形象，复活于晚明自由哲学的时空之中，极有新意也特有深义。全剧相当简短，仅一折戏文便戛然而止，却别具一格，意味深长。

大礼议

无法无度的明代伦理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末，浙江嘉兴西塘人方廷熹偶然翻到一部新近完稿的“奇书”。这是一本名为《议大礼》的杂剧，镇江人刘蔼堂的新作。这本杂剧，让方氏这样中规中矩的读书人也激动起来。

原来，当时的大清帝国正值太平盛世，像方氏这样勤勉的读书人却居安思危，希望能更好地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恪尽职责。方氏苦苦寻觅的这位“千古第一等风流人物”的典型，终于出现在这部《议大礼》杂剧中，他就是明代著名人物——杨升庵。剧情以杨氏为主角展开，因其关涉明代嘉靖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大礼议”而更具现实意义。

在青云直上的仕途中，杨慎忽然被贬，起因正是“大礼议”事件。原来，明武宗纵情声色，不到三十岁就驾崩，并未留下子嗣。因武宗是孝宗的独子，世宗（嘉靖帝）是兴献王的独子。孝宗和兴献王都是宪宗朱见深的儿子，为同父异母兄弟。由于武宗无嗣，根据“兄终弟及”的祖制，他的堂弟——14岁的朱厚熜在朝臣们的推举下登上皇位。世宗即位后，想追封已亡故的生父兴献王为帝，但遭到了以首辅杨廷和（杨慎之父）为首的大臣们的反对，大臣们的意见很明确：继统必须兼继嗣，世宗应以孝宗皇帝为“皇父”，以孝宗皇帝的皇后慈寿太后为“圣母”，兴献王、妃为生父母，不能加封。显然，廷臣们的意见严重地违背了皇帝的初衷，双方争执不下，直到嘉靖八年（1529年）才画上句号。在这场史称 “大礼议”的事件中，杨慎是当仁不让的主角之一。

实际上， 在世宗皇帝的孝心与大臣们的忠心之间，并非找不到调和的办法。按照杨廷和与礼部尚书毛澄的辩解，如此行事有列朝列代的成例。汉朝成帝和宋朝仁宗在世时也没有留下子嗣，皇位分别由侄儿哀帝和英宗继承，并且兼继嗣成帝和仁宗。这样不但保证了皇位的平稳继承，而且还确保了老皇帝后继有人，实乃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但因世宗原为兴献王独子，还要保证兴献王后继有人，毛澄提出将崇仁王的次子暂过继给兴献王为嗣，待到日后皇嗣繁衍，再从中择立一人奉嗣兴献王，如此一来则“天理人情两无全失”。虽然大臣们坚持不能将兴献王追封为“皇”父，但也煞费苦心的作了一番调停。然则，世宗在失望之余，甚至表示要“避位以奉母归养”。就在这即将崩盘的时局之中，一位名叫张璁的新科进士上疏力挺新君，声称“继统不必继嗣”，世宗还是要以兴献王为父考，孝宗为皇伯考，并应追崇兴献王为皇，在京建庙奉祀。

这样一来，廷臣中出现力挺新君的新势力，在这一场谁能挟新天子，谁就能得新天下的权力游戏中，“大礼议”事件终于爆发。嘉靖三年（1524年），也就是世宗16岁那年，小皇帝又旧事重提，议论起其生父母的地位问题。当年秋7月，36岁的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官员伏于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狱廷杖，当场杖死者16人。10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盘等7人又聚众痛哭，再次遭到廷杖。当年9月，世宗下诏，称兴献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以孝宗为“皇伯考”，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

《议大礼》

杂剧之中的忠孝两全

“大礼议”的最终结果，是皇帝成就了自己的一片孝心，追封生父生母为“皇”为“圣”。而对于谏阻的大臣们而言，是杨廷和、毛澄、蒋冕等人被迫致仕回家，杨慎、王元正、刘济等人则被谪戍。杨慎的戍地远在云南永昌卫，从此父子二人遥隔海天。既然新君权已经战胜了旧势力，杨慎理应有所收敛，争取早日重回故土，重振门楣。但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怨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这样看来，杨慎父子踏上的是不归路，不可能再有回旋余地。

杨慎由此更加放浪形骸。《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川南泸州暂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月，卒于戍地。

可以说，杨慎的一生，是极具传奇性、戏剧性的中国传统文人生涯之典型。他的一生刚好被“大礼议”事件劈为两半。36岁之前完全是诗情画意的才子派头；而36岁之后，则是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落魄模样。

《议大礼》杂剧之前，有明末沈自徵所撰的《簪花髻》杂剧。但在这只有一折篇幅的简短剧本中，主要是挑取出杨慎在贬谪云南期间，着女装饮酒作乐的事件。其叙事侧重奇趣，而并不着眼于杨氏一生剧变的根源性思考。《议大礼》杂剧则不同，完全以史家笔触再现了杨慎自“大礼议”事件始的后半生。全剧以四折规模，基本概括了杨氏后半生的重要事件与思想趋向，以“议礼”、“弹史”、“簪花”、“奔丧”四个章节。

该剧最后一折，描写杨慎之父亡故，急欲归家奔丧之际，忽然圣旨到场，准予其暂回乡里守孝。看似偶然的安排，实则意味深长。体现的不仅仅是皇帝对臣属的体恤，而是让杨慎感同身受当年世宗对生父的孝道。完整地表达出了剧作者“忠孝可两全”、“忠孝本一体”的政治理念。

尾声

浪花淘尽英雄的大儒余响

自明代万历年间《太史升庵文集》问世以来，八十一卷、十二册的文集规模，仍然不能囊括杨慎生前的所有作品。就在明末大儒陈继儒所编《宝颜堂秘笈》中，尚有多种杨慎批点、校注、自著的著述遗篇。

到清代乾隆年间，各种版本、各种说法的所谓《升庵文集》已经在世间流行多年。乾隆六十年（1795年），杨慎的同乡，新都人周参元在《太史升庵文集》的基础上，又广泛搜辑、重新编校，刊印出了一部《升庵全集》，七十八卷、二十册的规模，实际上仍然失收杨慎作品多种。这些全集、文集中的杨氏作品，后来又被文人、书商、学者、乡贤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翻刻、抽印、改编成多种单行本，在各式各样的读者群中通行不悖。清代中期以前，杨慎作品的研读方兴未艾，大有蔚然成风之势。但在清代中期以后，杨慎其人其文渐至湮没，究其原因，无非是清代“文禁”风潮之下的文风僵化、世风委顿所致。杨慎在当年的所作所为、其人其文，在皇权视野中，始终是悖逆不安的因素。因而《升庵文集》并不为清代统治者所欣赏，更遑论提倡，旋即被定为“禁书”，毁弃散佚无数。

1918年，董康重新校刻《盛明杂剧》时，《簪花髻》杂剧得以重新面世。而《议大礼》杂剧因流传不广、鲜为人知，几乎未见于后世各类著述中。郑振铎曾有意将其辑入《清人杂剧》三集中，不过《清人杂剧》只出到两集便告中止。此时，杨慎十三世孙杨崇焕的出现，还是为世人久已忘却的这位明代大儒，注入了一点时代特色。

原来，杨崇焕见到了《盛明杂剧》，看到剧本中的先祖佚事，惊喜莫名、感慨万千，决定将《簪花髻》杂剧从整部校刻本中抽取出来，重新制版校印。一方面是作为追念先祖的资料辑存，一方面也是宣扬家风的乡邦文献，这一册薄薄的“抽印本”作为杨氏馈赠亲友的物件，在当时还是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民国时代，除了杨崇焕的抽印本之外，只有商务印书馆编入“万有文库”丛书的《升庵全集》以飨读者。

现代人能记住杨慎的唯一可能，应该是那一首《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作为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所写《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肠：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这首词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的同时，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既是杨慎所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同样也是杨慎超凡却落寞的一生，并终至世人遗忘的真实写照。

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