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立孟

大连益记笔店的年轻店员

我原籍山东省福山县上房材，因家贫，12岁才上本村小学念书。14岁跟二哥邹立馨来到大连。他当时给日本人当仆役，熟人比较多，介绍我到西岗登新街济德堂书店当店员。16岁时又到大连近江町一个白俄人开的香肠火腿公司，当杂役工人。

1927年我18岁，正月初一，我到西岗登新街同仁堂药房去给孙掌柜拜年（他是我二哥的好朋友），正碰上牛思玉在孙掌柜那里下象棋。牛思玉是个中医大夫，也是我二哥的好朋友。孙掌柜棋艺不高，下不过牛思玉，牛思玉就和我下了六七盘。他说：“你的棋着很高，很灵活，将来一定有前途！”这样，我们互相认识，成了好友。

此后，牛思玉就经常给我讲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欺侮我们，杀害同胞……北伐军正在北上，只有统一中国，赶走日本人，我们才能有饭吃，建设我们自己的美好家园等，激发了我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精神。我们约定：每个星期天，到电气花园（现鲁迅公园）会面。

从此以后，牛思玉、王小波等同志不断向我讲些革命道理，对我进行教育。有一天，一名20多岁的同志到公司找我，我们来到西广场游人少的地方，互相交谈起来。他了解了我的情况后告诉我：明天晚饭后，到东寺儿沟一家杂货铺摊床的牛掌柜那里，牛思玉和王小波他们找我有事。

1927年3月3日，我来到东寺儿沟牛掌柜那里，他是牛思玉的叔兄长。不大一会儿，牛思玉和王小波也来了。王小波正式向我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同志——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他们同时热烈鼓掌，向我表示祝贺。我兴奋得无法形容，心想：这下可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3月中旬，牛思玉来告诉我：“组织上决定，你到益记笔店去工作。”他帮我把行李搬到笔店。益记笔店店主是牛思玉的叔父牛少南，我搬到笔店不几天，牛少南就回山东了。4月下旬，他又回来一趟，把笔店全部交给牛思玉。益记笔店成了地下党的财产，也成了联络站，我负责看门做“买卖”。这是个单间门市房，用摆放各种水笔的货架子一挡，就挡出里外屋来了。上边有吊铺，我一个人经常在那儿住着。前边有个大拦柜，货物有大狼毫、小大由之、大抓笔、套笔……当时有不少夹着小包卖笔的小贩，我净买他们的货卖。牛思玉、王小波经常带着地下党领导人来这里，一一给我介绍：这位是邓鹤皋，这位是纪幼柏，这位是杜继增……这样，他们有时自己来，我也认识。他们以买笔为由来这里，两三个人走进里屋，很短时间开个碰头会，交换和汇报情况。有时也到外屋拦柜里面坐一坐，给我讲讲革命道理。6月末，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党员。

1927年7月，大连党组织遭到一次大破坏。起初是丁志明（丁文礼）被捕后，出卖了主要领导人邓鹤皋。邓的住处有党团员名单，在敌人突然闯入的情况下，党团员名单、文件书报等材料全部被搜获，敌人就按名单抓人。据当时大连的《泰东日报》登载，大连共产党被一网打尽，共360余人。最后，邓鹤皋被判12年，魏长魁、高庆扬各判10年，被判刑的还有50多人，其他人无罪释放。邓鹤皋被捕后，纪锦章（汉平）来主持工作。

没过几天，李宪年来了。大破坏时被搜获的党团员名单上有他的名字，日本特务到处抓他，他发觉后提前跑了。我俩正谈话时，外边来了两个人，一高一矮。李宪年站起来，说：“钱呀，我明天给你送来。”

我说：“行！”

其实他不欠什么钱，这是在暗示我，敌人来了。李宪年认得他们，可他们不认识他。

李宪年走后，那个比较魁梧的小个子问我：“有好笔吗？”

我说：“有！”

他们左挑右挑了十来分钟，哪个也不行。我看他捅了高个子的大腿一下，他俩转身往外走。我忙说：“先生，你们等半个月后再来吧，我们掌柜的从湖南买了三千多元的货，净是些上等高级笔。”

“不能再早一些吗？”

“掌柜来信说，最早也得十二天以后到。我们还得点点货、划价，得忙活两天。请您半个月后再来，保您满意。”

他俩刚走，李宪年就回来问：“你认识他不？他是关东洲四大特务之一的×××。他们都说些什么？”

我汇报了刚才的情况。李说：“敌人可能发现了这个联络点。他们不逮捕你，是看你人小，没啥脓水，想放长线钓大鱼。刚才那个大个子，可能就是监视这个联络点和盯你梢的特务。”

我把这个情况汇报给杜继增（纪锦章已调走）。一个礼拜后的一天晚上，他带着几个人，帮我从益记笔店搬到比较背静的一条后街里。这里离笔店有三趟街，也是个门市房，我们把闸板一关，只走后门。益记笔店联络站表面上取消了，没有招牌了，白天晚上都关着门，实际上仍然存在，只是换了地点。

1928年2月间，杜继增告诉我：“党决定调你去沈阳学习班学习，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培养。你到那儿好好学，将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

营口太古码头的卖烟小贩

一天晚上，我背上行李，小心警惕地来到大连火车站买票上车，第二天到了奉天，接上了关系，坐车到小东边门外小河沿的马迎秋家东屋学习班学习。学员不多，五六个人，都在这儿吃住。有几条纪律：不准互通姓名，不准随便出入大院，互相不讲在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老师是满州省委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金生（吴丽石），讲马列主义、农民运动等。学习期间，吃的是高粱米饭、白菜萝卜汤。大家情绪都很高，愉快热情地学习着革命理论。学习结业后，我被分配到沈北新城子站边二三里地的张家堡学校。

两个月后，满洲省委调我到营口去。陈为人书记跟我谈：营口有个支部，他们配合你，以你为主，在海员、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海员工会。搞好了，你就是那里的领导人。

1928年六七月间，张任光把我送到营口。当时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有党支部，共3名党员。我们5人开了个支部会，张任光把省委指示和我来的任务做了交待，然后就回去了。怎么个搞法呢？去当工人扛码头，没劲儿不行；码头上没有认识的人，也进不去。经支部研究决定，我在码头上卖烟卷，多带点儿火柴，有人买时也卖，零用时不要钱。还买了个大水壶，弄了几个碗，喝水不要钱。

就这样，我每天都到英国人的太古码头上卖烟卷儿。我在墙根儿或来往人多的地方摆个小摊，见到工人有时喊：“大哥！喝碗水？”还带了几个小凳。工人们坐下抽烟喝水，我和他们就唠扯起来。很快，我认识了一些码头工人，了解到太古码头的一些情况。当时，码头工人大都是磕头拜把子“在家门里”干活，一帮一伙的，别人打不进去。我对他们说：“干活儿，脑筋也得灵活，别老那么死干。外国人来一船货发多少财啊？人家挣一百块，你们连一分钱也摊不上。你们得在有情况、货多了、船主着急了的时候，就适当抬高点儿价钱。不然，资本家能主动给你们涨钱啊？到时候，你们不干，还有谁干哪？”

他们听了，说：“对！咱们应当灵活点儿。”

后来，他们真这么干过。因为工人要求涨钱，船主不答应，曾经停工一天，资本家被迫多给了钱。大伙都说：“这办法好！”

再后来，货来得急，要求快卸快装时，工人们拿拿把，一天就能多挣个块八角的，大家都很高兴。

这期间，我发展了一个党员。他和我是老乡，当时没有职业，临时在太古码头扛扛儿，30岁左右，住在火车站附近哥哥家。对他的工作做得基木上成熟了，我想请支部其他同志再找他谈谈，发展他为党员；发展够数了，就在码头上成立党支部。

刚到营口时，我住在离太古码头五六十米的一个旅店里。除掌柜的两口子外，还有3个徒弟。闲谈时，他们发牢骚：挣得少，吃不好，还加班加点……我也想做点儿工作，就说了些带有工人受剥削应该反抗等含义的话。徒弟中有一个是掌柜的亲戚，把我的话告诉了掌柜的。后来我就挪到渔市场边一个旅店去住，也是因为掌柜的和伙计吵架，我帮伙计说了话，掌柜的对我有意见，我就又搬到后边的一个旅店里。这个旅店比较大，对面炕，一间房能容20多人。搬到这里不久，我就得了一场病，病得很重，死去活来半个月左右，经常发高烧到说胡话的程度。旧社会，没主的人要死时，就会被扔到乱坟岗子里。旅店主人找人要把我抬出去，亏得我发展的那个党员正好来看我赶上了。他说：“干什么？不能抬！他能好！有什么事跟我说，他哥哥在县立师范中学当教员。”这才没往外抬我。

旅店主人走后，和我同住这个店的一个人问我：“你还有没有钱？”我说有，不多，还有12元。“够了。我给你抓副药去。”他抓来中药，我发展的这个党员帮忙给煎了。

药吃完后，我就想吃东西了。我说：“我饿了，你给我熬点儿绿豆花喝。”我喝了3碗绿豆稀粥，后来病居然渐渐好了，浑身开始脱皮。我又叫他把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教员黄沃壤（党员）找来。黄沃壤来看望了我，回去后可能把这些情况向组织上做了汇报。几天后，黄沃壤又来了。他告诉我：“你回奉天吧，到奉天小河沿第二工科学校去找×××（支部书记）。这次回去，你的工作可能有变动。”

原来，放暑假时，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支部书记周东郊已被满洲省委调回奉天，黄沃壤也要回山东威海老家开展工作，另一名党员教员也已走了，营口只剩下我一名党员。满洲省委可能考虑我岁数小，太孤单，工作不大可能有很快的进展，就把我也调回了奉天。

（根据1983年9月13日访问邹立孟同志谈话录音记录，张海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