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铸就“坦赞铁路”的营口烈士 ——金成威

上世纪70年代，为建设贯通东非和中南非的坦赞铁路，5万名中华儿女肩负着祖国的信任与重托远渡重洋同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两国人民携手一起开始了伟大工程的建设。坦赞铁路全长1860.5公里，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中央省的卡皮里姆博希，通过坦桑尼亚的4个地区和赞比亚的两个省，越过“地球的伤疤”——东非大裂谷，穿过高山深谷、悬崖峭壁、河流湖泊、森林草原与大沼泽地，地形地貌极其复杂，高低落差极大。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建设者们一道，在食物短缺、气候炎热、疾病流行、缺医少药的极端艰苦条件下，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筑成了被誉为“自由之路”和“友谊之路”的坦赞铁路。一位西方工程师在参观过坦赞铁路后，感叹地说：“只有修建过万里长城的民族，才能修建出如此高质量、高标准的铁路。”

作为坦赞铁路的奠基者之一，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这样评价这条铁路：“历史上外国人在非洲修建铁路，都是为掠夺非洲的财富，而中国人相反，是为了帮助我们发展民族经济。”赞比亚开国总统、南部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卡翁达曾这样动情的讲述这段历史：“我和尼雷尔总统一同去西方国家，告诉他们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需要这条铁路。然而，西方国家拒绝了我们，告诉我们不要期望有这样一条铁路。然后我们一同去北京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坚定地表示，‘我们和你们一同建这条铁路。’于是，中国兄弟姐妹们来了，我们一同拼搏。你看，这种友谊多么单纯。当其他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时候，我们建成了这条铁路。还有什么能超过这种友谊呢？”

1967年9月5日，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在世界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拒绝援建这条铁路时，中国提供无息的、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贷款，发运各种设备材料近100万吨，并派专家对这条铁路进行修建、管理、维修，培训技术人员。由此，坦赞铁路建设正式启动。中国先后派出5.6万人次的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高峰时，在现场的中国员工多达1.6万人。沿途修建了320座桥梁、22条隧道、93个车站。1976年，举世瞩目的“自由之路”坦赞铁路全线顺利完成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配套工作，整个建设只用了5年零8个月。一位西德记者在《毛泽东的人做得更快些》的通讯稿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与美国人正在东非进行一场艰苦的决斗。然而，今天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中国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占了上风。他们的建铁路工程较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半；相反地，美国人落于他们自己计划数个月之后。”

在位于坦桑尼亚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西郊的中国专家公墓，长眠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援建坦赞铁路时牺牲的数十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公墓中最年轻的烈士叫金成威，营口大石桥南楼开发区高庄村人，1951年3月出生，1969年2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71年到非洲坦桑尼亚、赞比亚援建，1972年2月19日在修建坦赞铁路施工时因公牺牲，不到22岁。

金成威烈士的骨灰一部分在坦桑尼亚，一部分在家乡营口。他牺牲后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将其部分骨灰送回家乡，现安放在大石桥蟠龙山革命烈士陵园。当年参加金成威烈士追悼会的小学同学李家波告诉记者：“我和金成威是小学一个班的同学，也是一起入伍的战友。我与金成威是6年的小学同学，他人缘特别好，我们都特别喜欢他。他的功课也很好，在班上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成绩，几乎每次考试都是100分。他长得非常精神，驾驶技术是我们坦克兵里的业务尖子。送他出国时，我花了一元钱(当时每月的生活费是6元)给他买了一件白背心。我考虑到非洲气候异常炎热，爱出汗，背心当礼物穿着实用。48年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件背心上印有一个坦克，上面有还有三个红色的字，坦克兵。”当年追悼会就设在金成威的母校高庄小学的教室里。村民都闻讯赶来，哭声一片。”

“我们是坐同一列火车当兵的，可惜我没保留下他的照片!”金成威烈士的战友朴明库告诉记者，他和金成威同年生人，1969年2月7日，他们一起到吉林梅河口沈阳军区装甲兵部队坦克4师15团参军入伍当坦克兵。朴明库深情地对记者说：“我和金成威从新兵排开始就在一起。他平时待人非常热情，同屋的14个战友都很喜欢他。家属来看他的时候，带来的东西他都会分给我们。由于都是从大石桥出去当兵的，所以金成威和我非常好，平时吃菜都会把肉挑给我，因为我那时候长得比较瘦，吃包子时也是他吃皮，把馅给我吃。金成威当兵一年多驾驶和维修坦克技术就特别好，各项技能都是优秀而且非常精通。我虽然只和金成威做了一年半的战友，但对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金成威身上有着军人应具备的所有的优秀品质，其中最大的优点就是坚强。” 朴明库还说：“金成威遇难之后，我参加了村里给他开的追悼会，心里特别难受。复员后，我每年都会去大石桥革命烈士陵园看望他，和他说说话。能和金成威成为战友，是我一生的骄傲！”

记者电话采访了金成威的妹妹金素英，据她介绍，金成威兄弟姐妹七人，兄弟里他排行老二，与妹妹金素娟是龙凤胎。金素娟现居住在北京。金成威的大哥金成海现居盘锦，他也当过兵。1969年2月7日，18岁的金成威参军，第二年就入了党，参军的几年中获得很多荣誉。1970年夏天，金成威所在的坦克团选拔工程技术人员去陕西修铁路，金成威成为团里仅有的两名入选者。到陕西一年多后又被选拔支援坦赞铁路的建设，从派到坦桑尼亚到遇难仅有半年多的时间。在坦桑尼亚的半年间，金成威给家里来过两次信，都是介绍那边的情况，希望父母不要担心，还托人带回来一块手表，家人一直珍藏着。

据金素英回忆：“出事当天，本来二哥金成威应该休息，但一位坦桑尼亚的工友因为生病没法上岗。二哥就主动替这位工友上岗值班。没想到，由于当时施工地段地势严重不平、倾角较大，在施工作业中推铲机发生翻车。”“当年父亲在大石桥耐火材料厂上班，第一个得知金成威因公牺牲的消息。为了不让妈妈知道，家人瞒了她两天，最后还是让妈妈察觉到了。夜里妈妈想二哥想得睡不着觉，就会跑到附近的铁路那里去哭。此后，凡是看到有铁路的地方，她就会掉眼泪。2002年妈妈去世，临终前仍不停念着二哥的名字。”父亲金恩开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研究世界地图，因为金成威出国是坐船走的，只跟家里通过两回信，还寄回一张在非洲的照片。对于金成威的突然罹难，父亲金恩开一度无法释怀：“如果不替工友值班，意外恐怕不会降临在成威身上。”“但成威是代表中国去修铁路，即使成威不站出来，其他人也会挺身而出，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儿女。儿子是国家的骄傲，也是咱营口的骄傲！ ”金成威的光荣证书被装成框，几十年来一直摆在父亲卧室床前木柜的上面。

西安事变洒热血  幕后英雄高福源

多年来，人们对于在“西安事变”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的丰功伟绩仰慕不已。但是，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在西安事变的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幕后英雄——营口人，高福源将军。

生逢乱世  东北军中一虎将

高福源，字绍卿，1901年出生于营口县马家屯（今大石桥市博洛铺镇神树屯）。其父高玉麟曾任中华民国袁世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管带（骑兵营长）。高福源的童年生活是比较动荡的，主要是父亲作为一名军人要频繁调动，所以，高福源也随父亲辗转于河北、绥远等地。后来，父亲将高福源送进北京著名的汇文中学学习。不久，五四运动爆发，高福源积极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经受了这场伟大运动的洗礼，内心深处的民主思想逐步萌芽，这为他后来被俘后转变思想奠定了基础。1921年，高福源考入辅仁大学学习，在这期间，高福源目睹帝国主义者在我们的国土上恣意妄为，而北洋政府软弱可欺，血气方刚的他萌生了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的思想。1923年，高福源考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学习。高福源在讲武堂毕业后，立即被张学良纳入自己帐下。1927年，张学良成立了东北模范学生队，专门招收青年学生进行军事培训，以图提高军官的知识水平和指挥能力，高福源因才华出众、军事素养高被任命为教育处中校主任，主抓训练工作。不久又被调任张学良卫队队长。1933年初，高福源调任67军军部参谋处长，深受王以哲军长的信任。1934年春，张学良委任高福源为67军619团上校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军不战而逃，退入关内，当时高福源对此是颇有微词的，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高福源也只好跟着东北军步步撤退。然而，高福源一直渴望有朝一日张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奔向抗日战场打回老家去，因此他对部队的教育和训练也是围绕抗日这一中心来进行的。高福源治军严明，他的部队是东北军的“王牌”之一，战斗力很强，高福源也被誉为东北军的“虎将”。

浴火重生  秘密入党

1935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决定乘红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于是令张学良立即做出新的“围剿”部署，并组织对红军的进攻，张学良决定派高福源团驻守榆林桥，鉴于榆林桥位置重要，王以哲军长又特地将620团一个营划给高团以加强力量。在入住榆林桥后，高福源加紧修筑工事，企图将这里作为进攻红军的一个桥头堡。但是高福源做梦都没有想到，徐海东指挥的红15军团早已经把高福源团视为囊中之物，并已经做出了歼灭高福源团的战略部署。10月25日拂晓，红军15军团向榆林发起猛攻，高福源指挥4个营的兵力抵抗近6小时，最终因弹尽粮绝，援军迟迟不到被红军攻破防线，高福源自杀未遂，在肩部中弹的情况下负伤被俘。不久，他得知东北军109师在直罗镇全军覆灭，东北军悍将、师长牛元峰阵亡，他感到深深的悲哀。

为了帮助东北军被俘官兵尽快提高觉悟，红军在瓦窑堡开办了东北军学习班，在得知高福源的真实身份后，他被选为学习班的班长。在学习班里，高福源聆听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讲课。在苏区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高福源被安排参观、学习、实地考察。毛泽东曾称赞高福源是“东北军中最早觉悟的军官”。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高福源决定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促使红军和东北军联合，早一天走上抗日战场。高福源向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李克农诚恳地表示：“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抗日救国，我愿意回去说服张副司令和其他的人。”

1936年元旦刚过，高福源在红军的护送下辗转来到高福源的老上级67军军长王以哲的驻地洛川。在汇报了自己在苏区的见闻后，高福源提出要面见少帅，并诚恳地希望少帅能够率领东北军实行联共抗日的主张。在王军长的帮助下，高福源躲过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监视，终于见到了张学良将军。当时东北军中有许多隐蔽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张学良为了试探他就假装严厉地说：“你做了俘虏还有脸回来，我枪毙了你！”高福源心想横竖都是死，不如把心里话说出来，于是他说：“我如果怕死的话就不会回来了，今天既然回来就抱定必死之心，但是容我把话说完，讲完后任凭副司令处置。”

谈话持续了一夜，张学良一直留神地听着，只见他时而眉头紧皱，时而眉头舒展，时而目光炯炯，时而目光昏暗，时而情绪低沉，时而开怀大笑。最后他对高福源说：“你讲的这些都很好，很重要。看来，我们东北军要想打回老家去就必须实行联共抗日。你赶快再去一趟陕北，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谈谈下一步的联合问题。”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带着张学良的亲笔信返回瓦窑堡。他把信件交给了周恩来副主席，并把自己与张学良将军的谈话经过和张学良要求红军派正式代表会谈的想法都做了详细介绍。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代表红军赴洛川参加会谈，之前，高福源提前赶赴洛川，安排好红军与王以哲电台通讯的呼号密码，为会谈做好了准备，尔后，再次返回瓦窑堡。2月21日李克农带着秘书钱之光及译电员，在高福源的引导下，从瓦窑堡径赴洛川。

中共中央根据张学良将军的要求，决定派周恩来副主席为代表，同李克农一起去肤施同张学良会晤。4月8日，两位时代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次会谈，使张学良将军看清了中华民族争取抗日胜利的前途，坚定了他和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决心。高福源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的事情，为东北军和红军联合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就在这次会晤后不久，张学良将高福源调到自己身边工作，担任东北军与红军联络的重要职责，充当自己与中共中央联系的机要联络员。张学良随后又任命高福源为105师（东北军唯一的独立师，相当一个军的编制）三旅少将旅长。在此期间，他为贯彻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努力工作，经常往返于西安和瓦窑堡之间，为双方高层传递信息，进行沟通，做了大量的工作。1936年夏，经中共中央特批，由李克农担任介绍人，高福源将军成为一名中共秘密特别党员。

大智大勇  壮烈牺牲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这使高福源将军既高兴又激动，他一方面积极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各界宣传联共抗日的主张；一方面又奉张学良将军之命到开封等地进行联络，为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工作。不久，在国共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然而蒋介石却扣押了张学良将军。东北军失去了统帅，老一代将领和少壮派军官之间的矛盾暴露出来，并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了王以哲军长被杀害的“二·二事件”。

事件发生后，驻西安城外渭南等地的东北军，纷纷准备进攻西安，消灭“二·二事件”的策划者孙铭九及其部下。为了制止东北军自相残杀，高福源前往西安城外做化解工作，没想到驱车出城后不久就被东北军105师刘多荃部逮捕。2月5日，这位有大功于国家民族的青年将领，在西安被杀害，时年仅35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高福源将军被害后，尸体由他的堂弟和部下领出，被草草葬于西安东城门外东北角城墙下，长期不为人知。1982年，在邓颖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烈士的遗骨被移葬西安烈士陵园，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在烈士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将星虽然陨落，光芒依然四射。高福源将军以促成红军与东北军联合，最终促成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不朽功绩永载史册。高福源作为营口人民的优秀儿子，将永远为滨城人民所铭记！

不尽的情思 无穷的力量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推出特别报道 ———《追寻红色丰碑》。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本报记者循着营口地区的红色足迹，遍访17处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仿佛又回到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一个又一个革命烈士的形象又重新丰满鲜活起来。

革命烈士，这沉甸甸的几个字，究竟代表了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自从选择了崇高的革命事业，就告别了亲人与故乡。“关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这是多么漫长的征途啊！他们可曾有羁旅的乡愁，可曾有与家人团聚的渴盼？或许没有，共产党人、革命者以国为家，早已将自己的小家置之度外；或许也是有的，但要么埋在心底，要么寄希望于革命胜利之后。不曾想，忽然有一天，他们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不要说与家人团聚，就是其中一些人也要长眠于异乡的荒野。

他们为革命牺牲时，大多正值青春年华、风华正茂，其中一些人还只是少年。沙岭战役中，94岁守墓老人张凤柏的三位战友王振华、陈恒友、余春林牺牲时只有17岁，解放军战士金成威援建“坦赞铁路”因公牺牲时不到22岁，盖平人民的好县长罗长维牺牲时年仅28岁，东北抗联第2军军长王德泰壮烈殉国时年仅30岁。在艰苦的革命生涯中支撑他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答案恐怕只有两个字：信仰。他们从来不曾考虑过个人的得失，心中只有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为之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他们何尝不爱自己的亲人？但相比于小家庭的温暖，民族、国家、人民的分量在他们胸中更重。

“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烈士的生命虽然终结，却在人民群众心中得到永生。每逢重要的节日，都会有人前去缅怀、祭奠烈士。时间的流逝，不但不能冲淡人民群众对烈士的深情，反而使之变得更加浓烈。人民，为什么会对革命先烈如此爱戴？这是一种朴素的感情，更是对党的无比热爱。党为了人民、拯救人民，人民怎能不热爱？革命者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甘苦、共患难，人民怎能不怀念？当我们回望过去，感触幸福，没有任何理由停下或者放缓前进的脚步，仰望苍穹——— 灿烂的星河中，有革命先烈依然凝望我们的眼睛。

为民捐躯名千古——杨运

杨运原名杨万宏，1924年出生在河南省郾师县石侯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1938年，杨运小学毕业后，为生活所迫无钱升学，被学校留下来当了小堂役。他的老师地下党员焦宗海和进步人士杨敬轩等老师经常把革命道理偷偷地讲给他听，在杨运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为天下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革命种子。1939年冬，杨运带着焦宗海老师的秘密介绍信，告别了父母兄弟，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他参加了青年训练班，接受党的教育和军事训练。之后，被分配到陕甘宁地区做青年工作。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运受党的派遣，从山西兴县转道来到东北地区开展工作，经过在安东党校短暂学习后被分配到万福县熊岳区担任区长。杨运上任之时，辽南还处在一片混乱、动荡之中，为稳定局势开辟新区工作，杨运先从拒不投降的日本的残存势力下手，严惩了首恶分子冈岛心木，迫使敌人交出武器，解除了熊岳地区的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初步安定了民心。

粉碎了敌伪政权，杨运在熊岳城车站前挂出了熊岳区民主政府的大牌子，并成立了“反奸清算委员会”。杨运亲自率领熊岳区委和区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农村和山区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建立农会和村政权。先后在房身沟、三清观等地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地主，迫使他们减了租息。穷苦百姓扬眉吐气，杨运也因此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和爱戴。各村的农会、村政权相继成立，并组建了武装工作队、妇救会等组织，为继续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6年冬天，国民党军大举进犯辽南。为了保存实力，杨运命令大部分区工作队队员撤到新金县，而他自己率领几名区工作队员在雪山密林中同敌人周旋。几次战斗下来，队伍被打散，杨运一个人带伤在山上同敌人战斗。12月19日，敌人又开始搜山。杨运钻山入林，一不小心从悬崖滚入雪窝，最后爬到松树底村西头孙桂合的家门口。孙桂合打开门一看，是恩人杨运区长，急忙把他背到屋里。天亮时，孙桂合又把杨运背到西屋藏好，准备晚间转移。不料，搜山的敌人发现有人爬过的痕迹，寻踪来到孙桂合家，敌人叫他交出杨运，不然就打死他全家。这些话，在西屋的杨运听得清清楚楚。他迈步走到门口，冲着敌人喊道：“俺就是杨运！”敌人蜂拥而上，把杨运绑到马车上，又丧心病狂地把杨运的双手用长钉钉在了车厢板上。敌人把杨运从八道河押往熊岳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军警稽查处。敌人软硬兼施折腾了一个月，也未能征服杨运坚强的革命意志。1947年1月17日，杨运在熊岳城南大河边壮烈牺牲。

总策划 总监制：张国鹏 张永

监制：魏秀葵 赵文刚

策划执行：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