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口金融业首先值得一提的应该是近代的银炉，银炉就是银号的另一种叫法，为营口近现代金融业的主要经营机构。据统计，从清咸丰元年（1851年）营口成立第一家银炉永成德开始，一直到伪满时期的1933年仅存的四家银号被迫停业，期间共有73家银号活跃于营口埠内，提供商贸交易所需的“通货”。金融稳定是营口埠内商家的共识，然而近代发生的几次金融倒闭案也给营口市面带来极大震动。

接二连三大倒案

到营口经商的客户必须把各种银两拿到银炉里改铸成“炉银”，手握这样的银元宝，在营口商埠内做生意畅通无阻，成为营埠商品流通交易的硬通货，极受欢迎。完备的货币流通体系，奠定了营口金融中心的地位，商人愿意到营口做生意，也是冲着这个便利的金融体制而来的。

山东省黄县城后单家财东最初将老号设于吉林，并且在营口、阿什河、北林子、宽城子（今长春）等地设二十余分号，其中设在营口的五家分号名为天合锦、天合益、天合瀛、天合深、天合达。其中天合益、天合瀛为银炉经营，余下的是大屋子（布匹、洋杂货批发业）、参货栈等，被统称为“天字号”。在营口开设银炉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布匹和洋杂货的销路也很好，营口是药材集散地，参货栈也有的赚。可以说，当时这些联号在营口只要正当经营，必定是稳赚银两的。

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让营口“天字号”老板感到这场战事会让钱贬值，他们认为不如趁机多购货物，就算是钱贬值了，有货物在，也不会亏，便开始大量购进洋线等货物。他们梦想着一旦通货膨胀，仓库里囤积的这些货物就是一笔横财。可事与愿违，“天字号”老板的如意算盘落空，史载“银法荒毛未久即行返实，洋线每件落价百余两，以至该号存货亏折甚巨。”“天字号”想着拿银两购货发笔横财，没成想却亏赔炉银四十余万两，无法兑付外债，1905年五家联号只得同时宣告倒闭，为营口近代银炉界第一次大倒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东字号”倒案紧随其后而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初一日，上海钱庄顶回营口东盛和商号汇票，造成实力雄厚的东字联号瞬间土崩瓦解，牵连众多商号受累。“东盛和倒闭事件”震惊全国，甚至惊动了清廷统治集团，给营口市面造成极大震动。东盛和倒闭案的发生是其自身经营不善、贪大求成的必然结果。在营口曾经如日中天的“东字号”倒闭消息传出令中外震惊，尤以山西帮最为惊骇，此时山西帮在营口共存银一千三百余万两，该帮中执事人闻而昏厥者数人，株连之烈可想而知，直接或间接遭受“东盛和”拖累造成山西帮在营口从此一蹶不振。原先有二十家左右的山西票号寓居在营口各家银炉内办理金融业务，受东盛和倒闭案牵累后，只剩下十一家还能勉强维持。

十九世纪初，财东为山东黄县李氏的义顺华商号在田庄台开设，后因辽河河道淤塞，沿岸码头下移使没沟营（营口）码头繁华渐盛，便迁至营口全力经营义字联号。“义字号”因有数家银炉周转运用，当时可以左右营口市面，在大连、开原、滨江等处均有分号。可以说，“义字号”后来的亏累之巨和该号开设的众多分号关系甚大。

后期义字联号中亏损者多，获利者少。宣统年间，有人觉察其号中有失利，渐有戒心。至民国改元后，积攒日久的问题暴露于世，亏损的事实不可掩盖。营口埠内众商人认为该联号“有一朝瓦解、不可收拾的险象。”怎奈这些大小商号多数均和“义字号”银炉有款项往来，有趋避之心，无摆脱之策，众商家只得全力维持，慢慢想辙。可辙还没想好，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却降临了，该号知亏累甚巨难于挽救，却还想着背水一战，企图翻盘，终因投机巨亏，加之被俄国羌帖（纸币）落价所累，债台愈筑愈高，不可救药，轰然垮塌。“民国七年（1918年）腊月一卯是该号末日，成为营口近代商业史上继东盛和倒闭案后的第二次大劫难。”

与1907年“东字号”倒案不分伯仲，“义字号”倒闭案成为营口金融倒案中最耸人听闻的一个案例。不过，接二连三的银号倒案发生，倒是为公益银号的设立创造了条件。

官方善后开先河

“义字号”宣布倒闭，震动整个营口市面，商业风险顷刻暴露出来。时任辽沈道尹荣厚为妥善处理好西义顺债务善后问题，呈请奉天省公署批准成立“公益银号”，首开由官方出面解决商业债务问题的先河。

接替荣厚继任道尹的史纪常，在民国八年（1919年）改营口炉银公社为金融维持会，制定了二十条办法，对稳定营口金融收效比较显著，并对新开设的银炉提出预留巨额准备金的要求。民国十九年（1930年）版《营口县志》对金融维持会条章中的第二条规定记述：“现有各银炉信用已著，每家仍须备足资本金炉银十万两，并须有保证金五十万两（指不动产及有价值之货物，或联号之货产亦可）；如新设银炉，其资本金必须有炉银二十万两以上，其保证金必须有炉银百万两，方为合格。”从此开始，要求开办银号必须得有一定数量的现银和保证金存放，以确保银炉正常运行。

为做好西义顺的善后事宜，公益银号以股份制方式筹集资本五十万两，于1919年5月25日正式在营口西大街（今辽河老街）成立。营口埠内各商户前往道贺者不下四百人，其开业庆典的宏大场面可想而知。

公益银号主营存放“过炉银”业务，并将“义字号”（西义顺）财产全部归于公益银号出卖用以清债。民国十九年的《营口县志》里记载了采取的具体办法：“令该号出信用欠票七成，附以利息，准在市上一律通用。另出普通欠票三成，不准通用。再饬有力商家集资合组一公益银号，一方担保其信用，一方兼以处分其财产，监视其营业，以便代为按期付息，陆续收回欠票。”到当年9月12日，公益银号分三次收回西义顺信用欠票，基本完成了预期目标，保全了营口市面稳定和人心安定。

“义字号”与“东字号”倒闭的后果截然不同。东盛和倒闭后彻底破产，三晋商人渐绝迹于营口市面，影响营口市场交易停顿达半年之久；“义字号”倒闭后，由于办法得当，措施得力，成立公益银号以债权变股权，分期返还，其号得以保全而继续营业，债权人分期还本，经济不受损失，营口市场交易平稳如常。一样的金融倒闭事件，两种处理方式，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

公众利益得维护

公益银号坐落于营口辽河老街中部北侧，建于民国初期。建筑正立面六根方壁柱支撑镂空女儿墙，平窗，一层门楣上的匾额书“公益银号”四个大字，建筑临街的正门两侧有两根粗壮有力的科林斯柱支撑雨搭，是一座仿西洋式样的“洋门脸”建筑。和它西侧相邻的东记银号一样，也是当年营口独有的一种“四合院”建筑型制，其高大精美的建筑外形也增加了人们对该号的信任感。

开设公益银号是营口金融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对于一直以“诚信”为宗旨的营口“营商环境”是一个最佳的诠释，也让世人对营口的银号敬之信之。从其命名为公益银号也能看出，当时完全是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角度开办该银号，维持营口金融市场稳定的目的十分明确。

“义字号”破产后的命运还算不错，公益银号的成立，以社会公众的福祉和利益为出发点，对稳定当时营口商业秩序、保护民族资本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利好作用。同时，在“义字号”债案处理上，允许西义顺继续营业，以其盈利的利润清偿欠债，也算是一种“破天荒”的举动。

公益银号的股东为“义字号”的债权人，姜汉章出任经理，他完全对“股东”负责，公益银号开启了现代股份制经营模式，成为处理营口“义字号”倒闭案而设立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公益银号仍做银炉经营，主要从事现银存放、货物抵押、货币汇兑等银号的通常业务，同时兼营粮业代理店。但是，不允许其运用资本进行投机行为，限制它的某些金融行为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防止金融风险的再次发生。这招很管用，公益银号直到伪满时期宣布关闭银炉才停止银号业务。

字号更名又延续

银炉对营口的金融业起着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先后成立的营口炉银公社和金融维持会皆属于“官督商办”性质，用以监督银炉的正常运行，确保营口市面的金融稳定。民国十八年（1929年）道署奉令裁撤，营口商埠失去了银炉的监督机关，此时的金融由辽宁省财政厅总管，同年设立营口炉银监理处行使管理职能。据民国十九年的《营口县志》对炉银监理处记载：“委任商埠公安局局长李家鼎为炉银监理处监理，税捐征收局局长高崇为副监理，内部设总务、检查二股，有主任、文牍、登记、检查各员，即于是月组织成立，处址附设商埠公安局内。至是年十二月间，李监理因警政事繁力辞兼职，蒙财政厅批准，以副监理高崇升充监理，遂将处址迁移在征收局内，所遗副监理则委营口县长裴焕辰兼任。十九年（1930年）八月间，裴县长调委，遗缺即以杨晋源县长兼任之，处内事宜无所更变。”

1930年，杨晋源任营口县长并兼任炉银监理处副监理，第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杨晋源续做伪县长一职，他在关于取缔银炉向上级的报告中说：“一般商人积习太深，视炉银（宝银）为当然货币……切视同珍宝，不肯废除，已而操纵垄断之商人更欲利用各商拥护炉银之心理，不惜掩耳盗铃，竟以炉银为各商命脉弃之即死之词，纷请依旧维持现状。”面对营口商界的一片反对之声，营口日伪政府最后不得不强行动用日本宪兵队武力查封营口仅存的公益银号、永茂号、世昌德和永惠兴四家银炉。

日伪当局以统一币制为名，欲盖弥彰，命令以伪满币与炉银用1:4的比值兑付，也就是1元伪币兑炉银4两，还得将其中的五分之一作为新组建营口商业银行的股东款，不给兑现。但当时伪满币市面价格1元仅值炉银1.88两，根本不值4两，对于这个比价，那时民间有个形容词叫“四两划价”。经过这样一番折腾，日伪当局无耻的巧取豪夺，让各银炉资本所剩无几，亏赔巨大，叫苦不迭。

1933年11月，伪满洲国财政部理财司司长、日本人田中哲来到营口宣布关闭仅存的四家银炉，资金全部冻结，同年12月1日，营口商业银行成立，公益银号、永茂号、世昌德三家银炉将所有一切依“过炉银”通货计算的债权、债务移交营口商业银行继承。据1939年《营口电话番号簿》记录：营口商业银行筹备处的营业室、董事长和总经理及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在西大街（今辽河老街），东市办事处在永世街，佐藤经理公馆在弥生町（今深港购物中心处）。

1933年11月3日，日伪财政部命令关闭银炉，禁止营口炉银流通时，公益银号的银行业务实际上并没有停止。1934年被清理后，公益银号改称公益银行，经理还是姜汉章担任，继续经营银行储蓄业务，还开办粮业和油坊代理店等业务，经营地点仍在今辽河老街。

“八一五”光复后，公益银号在原址恢复其老字号名称并继续开展银行业务。又据2000年版《营口市志》第四卷记载：“1948年2月，国民党败退前夕，街面混乱，公益号银行囤积的粮食被抢，保险柜被国民党官兵砸开将纸币和金银劫走。营口解放后，该号自动解散。”

公益银号近30年的经营史，走过了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虽为挽救民国初年营口发生的金融危机做出了极大贡献，但在外寇入侵的年月里，终逃不掉日渐凋敝的悲惨命运。

王辉/文 运延财 张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