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令

笔者赋闲在家，每天看书读报写字。偶见《营口日报》刊登本报记者的文章，标题曰《盖州市一个土专家带富百家养蚕户》，余细读两遍，仍爱不释手。文章说：“村里564户村民，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蚕。”而且“成为许多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我为家乡重振柞蚕业而高兴，甚至夜不能寝。

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蚕区长大的，自家以及邻居均为蚕民，可以说是耳闻目睹养蚕长大的。尤其那些有关于蚕的神话印象十分深刻。就说吃穿用吧，也离不开蚕茧，吃的离不开茧蛹，穿的衣裤也用茧绸，家里口袋等物更须用粗茧绸织成，因为它抗磨。上个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盖州及大石桥东部丘陵和山区，那里简直是蚕茧的世界，许多人以蚕茧为业，故给笔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参加工作后，也留心养蚕事业，不知什么时候起，这曾经波澜壮阔的养蚕业却无声无息了。今见此文振奋之极可想而知。

退休后，我写了一本《营口通史》，由当时的营口市史志办出版。在动笔前我用五年多时间（不含退休前积累的资料）读书、查资料和调研，其中柞蚕放养的历史、生产加工以及放养方法是几个重要内容，今天借贵报一角，将自己所知介绍如下。

柞蚕业的诞生与发展

柞蚕的发祥地原自山东的野蚕，据清王元綎《野草录载》：“登莱山蚕，盖自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生自育于山谷之中，故多收辄为瑞。”到了宋元，山东人开始训养野蚕为人工放养在山上的蚕，故名“山蚕”，又因多放养在柞树上，又曰“柞蚕”。到了明朝山东已成为放养柞蚕的大省，于是将放养柞蚕的方法传到河南、四川、陕西以及辽东。因为元朝灭亡后辽东实行军事管制，在辽东设军事机构都指挥司、卫、所，而行政属山东行省。所以山东、辽东原为一省（《明神宗实录》），故山东人多到辽东放蚕，春去冬回。时辽东为军事重地，土地多为军藉耕种，军需多由山东供给。柞蚕放养并不普及，史料亦鲜有记载。

清代盖平县（今盖州市，含今大石桥市东部山区）柞蚕放养之起，乃是清初由山东移民传入。清朝建国之初，辽东因为战争之故，内地“千里无人”（《清圣祖实录》）。盖平建县时“户无旧籍，丁鲜原额”（康熙《盖平县志》）。于是顺治初，提出辽东招民政策。顺治十年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则例》规定许多优惠政策，甚至可以按招民多少授予官职。被招之民到辽东后，“每人每月贷给口粮一斗，每地一垧给种6升，每5人给牛一头，秋后归欠口粮和籽种”（《盛京通志》）。到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宣布“辽东招民百名者，不必考试，俱以知县录用”（《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志》）；对其往开垦者，予以生产、生活扶持，如“安插新民到盖县、熊岳，将附近荒地、房基、酌量圈给，并令海城县（当时盖平没设县，盖州以南尽归海城县管辖）督率劝垦”（《清圣祖实录》）。由于上述原因，山东移民纷纷来到辽东。盖平近海，又是移民先到之处，他们将放养柞蚕技术带到辽南，利用农闲养蚕，作为副业生产，解决穿衣等问题，余者可以卖掉换些油盐酱醋钱。盖平中东部山区、半山区，群出迭翠，丘陵连亘，柞林繁茂，是养蚕理想的地方。“辽东与蓬莱隔海相对，蓬莱之民，渡海营生……以放蚕为最多”（《野蚕录》）。乾隆年间，富有放养柞蚕经验的“山东流寓民人搭盖窝棚，俱以养蚕业”；“春夏两季放蚕食叶，分界把持”，“事毕，则拈丝度日”（《清高宗实录》）。有放蚕流民甚至发财致富者。据1982年6月在盖州杨运乡奋英村发现的清代同治五年（1866年）《刘学礼墓碑》载曰：“谚云：白手成家，才必过人，禄始以为此谀词也。及考吾父肇基之事，而使叹此言之不谬也。父生而朴讷，祖不以为才，乡之人亦无以才目之。于自吾父持家以来，置田数百亩，买山数十区，积谷登蚕，岁赢资，其他园林场圃、虚舍、并臼之微，亦井井有条，可为后世法，自非才之超群绝类，恐其不解办此也……”此碑是刘禄兄弟为亡父刘学礼而立，碑中道出其父白手起家靠放蚕兴业。刘氏原系山东莱州府胶州县宋家坡人，后移居此地，靠养蚕起家，成为当地大户。随着山东放蚕流民的增多，清政府把这些流寓蚕民“编立保甲，设立栅帐、牌头管束”（《清高宗实录》）。在这些山东蚕民的带动下，十几年后，不仅盖州、熊岳普遍养蚕，复州、金州、岫岩和牛庄界内也出现欣欣向荣的养蚕业。

盖平县养蚕业高峰时有“蚕户4470户，蚕场5357把剪子（把剪子：是计算山场面积的单位，一把剪子为500亩），年产蚕茧238194担。当时全奉天省区山场12817把剪子，年产蚕茧650610担。盖平县分别占全省的41.8%和36.6%（《奉天通志·实业九》），实为全省之养蚕、产茧大县。

随着柞蚕的增多，盖平蚕茧的收获量越来越大。为了增加税收，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宣布：“准其民人等放蚕，输纳税课”，当年收税银8062两，“年税额且呈有增无减” 之势（《清高宗实录》）。道光年间，一些“蚕户图卖柴薪，并开垦地段，以致出茧即少，商税有亏” （《清高宗实录》）。道光八年（1828年），清廷令奉天官员“逐细履勘，蚕树应补植者，饬令补植” （《清高宗实录》）。道光十年（1830年），制定盖平、熊岳等六城茧税章程，规定蚕户“如有伐桑（应为柞）为薪，照毁伐树木稼穑律究办。若将山场抛弃不植树养蚕，照荒芜田地律治罪“（《清史列传·乌尔恭传》）。到道光年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盖平县不仅是养蚕大县，也是上缴茧税的大县。道光年间，盖平和熊岳两城占奉天省六城（盖州、熊岳、复州、金州、牛庄、岫岩）茧税总额的72.5%。

1919年前后，民国政府颁行奖励蚕业法后，新开的黑茧（未纳税的茧场）超过红茧，红茧与黑茧合计1.46万把，1.5万人放养。制丝小厂分散于山村乡间，有的发展为大厂，绢绣工厂也随之发展起来。

1949年全县柞蚕放养面积八千零七十八把，大茧总产量十三万九千七百一十四斤，至1957年已达两万零三十把，总产量达六十万零八千八百四十一斤。“1985年全县共有柞林面积42万亩，放养面积18.1万亩，5610把，总产量1715.3吨”（姜彪《盖州文化》）。虽然放养把数少了，但管理技术先进，产量增加了，仍是全省柞蚕产业大县和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