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焱

我自幼生长在山村，那里留给我许多难忘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当属山村的露天电影。乡野的山风、农家的院落、扑鼻的槐香、茂密的绿树、坯砌的矮房、干垒的石墙、古老的碾盘、散坐的观众……那既有乡土气息又有原始味道的露天电影就是一幅美丽、鲜活的乡村风俗画。

我家所在的山村，当时由于地处偏僻，信息闭塞，露天电影便成了农民主要的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太阳刚刚卡山，大队的大喇叭就开始吆喝：“全体社员们请注意啦，今晚大队演电影，希望大家准时观看……”说来也简单，大车把放映机拉到大队，在院子中央扯起一块四四方方的白布，那就算是银幕了。大喇叭一响，一传十，十传百，一个村子放电影，十里八村的人呼朋引伴，三五成群，陆续赶来。许多影迷都早早到场。这不光是为了抢占好座位，有的要和亲朋好友见上一面，好好聊聊。有的姑娘、小伙要借此机会和异性朋友进行谈情说爱，他（她）们早早地吃过晚饭，穿上了整齐干净的服装，来到现场后，东瞅瞅，西望望，寻找自己喜欢的意中人。当然，看电影对青年恋人来说，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的情侣只看了一会儿电影便悄悄地溜出，到场外去谈情说爱，咱村就有六对夫妻是露天电影为他们搭的鹊桥。

看露天电影我最积极，场场不落。为了能占上一个好位置，经常等不及晚饭做好，揣上两个窝窝头儿，包一块咸萝卜疙瘩，就往大队跑，就因为不在家吃晚饭，多次遭到母亲的责骂。有一次被老师罚写作业耽误了一点放学时间，我出了校门，家也不回，撒腿就往大队部跑。到了现场一看，银幕已经挂上了，放映机架好了，观看电影的好位置也都被占上了，即便是没人的空当儿，也摆上了板凳、马扎，还有石板儿、砖头……再往四周仔细一瞧，嚯，不光是大车、碾盘上坐满了人，就连矮墙头儿和平房顶上也时不时传来欢声笑语，甚至还有人骑到了柳树杈上……幸亏我的邻居帮我占上了一个位置，就在放映机旁。我坐下后，仰脸望着眼前这位英俊洒脱的放映员，我的崇拜之感油然而生，我觉得他是天底下最强的牛人。在人们期盼的目光中，他将圆形的胶片盘装上放映机，开始试映。片盘转动发出了“丝丝”的微小声音，这声音和谐舒缓，节奏均匀，富有乐感。多年来这声音仿佛一直响在我的耳畔，成了难以忘怀的美好音乐。

电影正式上映了，一道由细到粗的长长光柱从放映机里射出，一路烟霭，一直落到银幕上，就像手电筒的光。顷刻之间，观众被银幕上人物和声音所吸引。电影的声音很大，从村里传到野外，经常把村外的路人引了过来。

经常让观众们烦恼的是，故事演到了节骨眼儿，大家正看得起劲，突然电影停了，大家发出了无奈的叹息，有人喝起倒彩，还有的年轻人吹起尖利的口哨……等待的时间有时也会稍长一点，这并非技术事故，而是后面的胶片在别的村或者正在半路上，要用自行车往这边驮。为了避免这段尴尬，大队支书事先安排好文艺骨干，到时垫场演出。

要说欣赏电影，大家的口味也各不相同。咱们学校的冯老师一说电影，他总要力挺那些思想内涵丰富、人物情感细腻的作品，如《早春二月》《伤逝》《林家铺子》《祝福》等。他说，这样的电影有回味，有嚼头儿，只有这样的片子才是魅力电影。我的许风表姐是妇联干部，她特别欣赏突出女青年个性的故事，像《青春之歌》《护士日记》《女篮五号》《舞台姐妹》《中华儿女》等。我的大表哥是县公安局的侦查员，他对谍战片（当时统称反特片）情有独钟，他说，这类片子故事情节曲折、跌宕，险象环生，极有吸引力，故事一环扣一环，看电影时不犯困。如：《虎穴追踪》《神秘的旅伴》《国庆十点钟》等。而我的邻居黄大爷最爱看的是战斗片，每次我把大队要演电影的消息告诉他，他总要问：“打仗不？”听说打仗，便乐呵呵地跟着去看，他最喜欢的电影是《战上海》《上甘岭》《南征北战》《战火中的青春》《战斗里成长》等。按他的标准说，若不打仗那还叫啥电影啊？因为他一辈子没念过一天书，当然评价电影有他自己的一套标准。他说过一句话：战斗越残酷，越能见忠心。他那朴实的话语还真让我折服，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他点出了电影的要义。

通过观看露天电影，我熟悉了一些那个时期中国的优秀电影演员。我最早看到的是于洋在《暴风骤雨》中饰演的土改工作队的肖队长，他沉着、老练，和贫苦农民群众亲密无间，成功塑造了一位党的优秀土改干部。于洋在《英雄虎胆》中饰演的我军打入土匪老窝的侦察科长曾泰有勇有谋，遇事不慌；在《青春之歌》中饰演的爱国学生运动领导人江华，足智多谋，善于团结各类家庭出身的同学，是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他塑造的许多电影人物都是那么栩栩如生，他的表演风格以洒脱闻名，给观众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平原游击队》中的游击队长李向阳的扮演者是郭振清，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庞，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朴实、粗犷、勇敢、机智的性格，打起仗来身先士卒……他是影坛上经久不衰的游击队长形象的经典。孙道临是以儒雅著称的演员，他在多部电影中饰演过不同身份的人物，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主演了我党隐蔽战线的英雄李侠；在《渡江侦察记》中饰演了智勇双全的解放军李连长；在《万紫千红总是春》中饰演了一个保守分子——郑宝卿……他创造的银幕形象，不论正、反面人物都极其鲜活，让人铭记。那个年代，在银幕上讲述红色记忆最多的女演员非于蓝莫属，《赵一曼》中，领导抗联战士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殊死搏斗，在敌人的酷刑下宁死不屈的赵一曼；《在烈火中永生》中，温文尔雅的江姐，在生死面前却大义凌然，视死如归；《白衣战士》说的是于蓝饰演的解放军医疗队长庄毅不顾自己负伤，千方百计抢救伤员，突出了白衣战士的可敬风范……通过这些电影可以看出，她的表演平实、准确，既有情感波澜，又无矫柔造作，我不仅看到她那精湛的演技，也知晓了她那可敬的人格。还有一位观众十分熟悉的女演员，她就是秦怡。50年代初，在电影《马兰花开》中饰演了一名大胆、泼辣的女拖拉机手马兰，让人们耳目一新。如果说，《铁道游击队》中的家庭主妇方林嫂是经过党组织教育和影响成长起来的抗战妇女，那么，《青春之歌》中的林红就是为心中那不灭的信仰而坚持不屈不挠斗争的共产党员，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秦怡的表演真实自然，没有表演的痕迹，深受观众欢迎。那个时期，最棒的硬汉演员是崔嵬。《红旗谱》中，具有侠肝义胆的农民朱老忠；《宋景诗》中，把天下劳苦大众视为亲人，顶天立地的农民起义领袖宋景诗；《老兵新传》中，牢记共产党员使命，战胜一切艰难困苦的战场长；《海魂》中，嫉恶如仇，勇斗邪恶的窦二哥……这些人物和故事至今我都耳熟能详，记忆犹新。

1961年我们国家从电影演员中评选出22名“新中国人民演员”（俗称“二十二大电影明星”，男10名，女12名；其中反派演员1名），这些明星乃实至名归。红花尚需绿叶扶，那些老电影之所以精彩，我觉得反派角色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形形色色的坏人演得栩栩如生，才使影片充满了魅力。《白毛女》中陈强（明星之一）饰演的恶霸地主黄世仁，《渡江侦察记》中陈述饰演的阴险、狡诈的国民党情报处长，《祝福》中李景波饰演的伪善人鲁四老爷，《党的女儿》中李琳饰演的凶狠、残忍的叛徒马家辉……这些人物的形象塑造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尤其是《平原游击队》中饰演日本鬼子中队长松井的方化留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把侵华的日本鬼子的野蛮、阴险、贪婪、残忍……表现得淋漓尽致又恰到好处，真是把松井演绝了。几十年过去了，我看过许多银幕上日本鬼子的形象（其中包括日本人饰演的鬼子)，但还未发现在同类角色中有谁超越了方化的表演水平。

那个时期，电影粉丝们推出了影坛三帅哥孙道临、王心刚、庞学勤和影坛四美女秦怡、王丹凤、王晓棠、谢芳。教我们音乐的黄娟老师不但歌好，气质也好，她酷爱表演，她的偶像就是孙道临。大概是1962年的秋天吧，她想向孙道临求教电影表演艺术，就壮着胆子给他去了一封信。事后还有点后悔，她想，一位鼎鼎有名的大明星怎么能搭理一个平头百姓呢？谁都没有想到，半个月之后孙道临给她的回信到了。信中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电影表演艺术家对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片赤诚，3页信纸的内容提要是四点指导意见：1、要选择贴近你自己的电影人物，研究她的对白，尤其是情绪的急剧变化；2、熟读经典电影剧本；3、收集生活中活泼、生动的语言；4、业余时间追求艺术人生，不可影响本职工作。随信还寄过来6张他在不同影片中的电影剧照。她欣喜若狂，逢人便讲。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3年刻苦学习，黄老师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还有一个铁杆粉丝——就是我们大队的梁会计，他不但爱看电影，更喜欢收集电影明星的照片，共有6大本，每本都有500多张照片。不光有二十二位影星的电影剧照，还有他（她）们千姿百态的生活照。别人很难看到他的这些照片，却让我一饱眼福，那次，他刚做完阑尾炎手术，我去他家看他，他高兴了，给我拿出一本，是张瑞芳、上官云珠和金迪的专集，这些照片不论摄影技术还是个人表情，都达到了极至，真是光彩夺目、魅力四射，让我大开眼界。后来，听说有位著名画家出高价收购他的这套影集，他没被金钱所迷惑。他说，这是我的无价之宝，多少钱都不卖，我临终之前，要把它捐给国家电影博物馆。

那时，大家从电影里学会了许多插曲：《我的祖国》《让我们荡起双桨》《小燕子》《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些歌曲或唤起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或鼓起人们奋发进取的力量。电影警句和名言也深深地吸引了我：“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想挤总还是有的。”（《鲁迅传》鲁迅语）；“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列宁在十月》列宁语）；“人活着，不应该追求生命的长度，而应追求生命的质量。”（《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保尔·柯察金语）；“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又怎么能爱自己的祖国呢？”（《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孔淑珍语）……大家互相抄录格言、警句，并以英雄为榜样。电影在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成为培育我们革命理想、信念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形象教课书。

到了“文革”时期，由于众所周知原因，绝大部分国产故事片遭到封杀，仅能看到八个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几部。银幕上绝大部分是《新闻简报》类的记录片，主要报道我国农业生产丰收，工业捷报频传。后来引进了阿尔巴尼亚故事片《创伤》《宁死不屈》及朝鲜故事片《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南江村妇女》等。让人们动容的是时隔不久引进朝鲜的《卖花姑娘》，故事凄婉悲切，电影过半，我就感到鼻子一阵发酸，热泪潸然而下……我扭头看看左右，发现有些妇女也在抹着眼泪，甚至还听到抽泣之声。多年后我和一位钟情电影的老教师探讨这个问题，为啥会出现那种现象？我们的共识很简单：就是我们国家当时的文艺作品少之又少，精神食粮太匮乏。

村里的家长大多数反对孩子们迷恋电影，担心孩子学习成绩会下降。而我恰恰是因为看电影得到了意外收获。事情是这样的，村里每次演电影都有同学漏场，次日课间，他们就让我讲昨晚的电影故事，我每次讲述总是丢三落四，还得其他同学作补充，有损我的颜面。这就逼着我必须一丝不苟地观看电影，记牢详细的情节、人物，再把完整的故事生动形象地讲给同学们听。经过两年的锻炼，不但讲述电影大有长进，我的作文和演讲水平也直线上升。作文多次被选作班里的范文，有时还贴在全校的壁报栏里。那年儿童节参加学校故事演讲大赛，也荣获了全校一等奖。

小山村的露天电影早已远去了。如今，我们的电影院都是现代化的，有柔软的坐椅，有舒适的空调，国内外大片一部接一部。也不用拎着小板凳，更不必担心刮风下雨了。可无论现在看电影的环境有多么好，那小山村的露天电影啊，为什么总让我心驰神往、魂牵梦萦呢？我想……

注：此文曾用笔名“谷明”刊登《作家天地》（内刊）201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