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鹏 王敬文

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占领军在营口另立“海关”强征税捐。1895年3月6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本侵略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占领营口，山海关税务司公署在同一天停止了关务活动。3月8日，日本占领军先后两次到海关，声称要派兵来关“保护”，遭到许妥玛的拒绝。3月10日，日军又派武中少校来海关，试图接管山海关税务司公署办公厅舍和关员寓所。许妥玛极力争辩并声称：山海关是按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的指令行事，其厅舍建筑是英国使领馆注册的，属于英国的房产，日军不能接管。日军图谋未能得逞。许妥玛在保护海关的同时，也保护了在海关避难的中国军民。

当日晚，居住在城区及其它地方的海关职员寓所均被日军侵占，20多名职员和眷属均被从家中赶出来。对此，英国驻营口领事摩西向日军提出交涉，日军仅仅表示道歉。

之后，日本占领军一再图谋占领山海关税务司公署，并要在海关的旗杆上升起日本军旗。由于许妥玛的抗争及英国驻营口领事的干预，日军的图谋始终未能得逞。但在日军武力威逼下，山海关税务司公署正门上悬挂的“山海新关”的标牌在3月12日夜摘下，挂到另一处办公室。日军占领军企图占领海关的图谋未能得逞，于是他们另立“海关”机构，强行开办业务，对进出本口货物征收各项捐税。据报道，日本占领当局在占领营口一年时间里，征收各项税捐约白银40万两。

许妥玛在《日记》里记载了日军侵占营口、田庄台的情景和屠杀中国人的史实。他在1895年3月6日《日记》中写道：大约在10时30分得到报告，日军已抵东门和南门，大约有三四百名日本步兵从东门外过辽河去拦截官府的卫队。他们在几个村庄里向过河的中国人开了枪。下午，日本人占领了道台衙门和电话局等处。

3月11日《日记》中记载：今天日本军队通过城门时，日本士兵向一个中国小孩开了枪，孩子的肝脏和肠子被子弹穿透，傍晚就失去了生命。

3月18日《日记》写道：卡森先生告诉我，14日和15日他在田庄台亲眼目睹日军的残暴行为，看见有25具被割断喉管的尸体，至少有5具尸体的头颅几乎被砍下，他看见3个被杀害者绑在一起，其中两个人用辫子绑在一起，另一个用腰带捆着，他们的喉管都被割断。

《日记》还记载了遭遇日军残暴罪行后的情形：几天前，田庄台还是一个拥有3万居民的繁华城镇，如今已变成一片废墟。

营口的“南丁格尔”

——达利夫人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因在克里米亚进行护理而闻名，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开创了护理事业。山海关海关医官达利大夫其夫人是爱尔兰人，于1893年随同丈夫来到营口。达利夫人是一位极富爱心的女士，在甲午战争期间，她积极协调丈夫达利大夫投入到了救助中国伤兵和难民的活动中，可以称得上“营口的南丁格尔”。

经英国人司督阁（Dugala.Christie，又译作D.克里斯蒂）首倡，中国当局批准和山海关海关官员的合作，于1894年12月3日在营口开办了红十字医院。当时红十字医院有医生8名，山海关医官达利为总负责人。达利夫人没有随同其他人到天津去避难，而是勇敢直面战争的危险与各种流行的传染病，并且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和信心，尽心竭力地帮助安置到营口避难的外籍人士和中国难民，积极协助达利大夫参与医疗救助中国军民的红十字救护活动。据达利夫人回忆，当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周围地区避难的人流源源不断涌入了营口市区，其中很多人涌入到外国人聚居区（也就是今天辽河广场附近），导致原来只有150多人的聚居区人数倍增，物价飞涨。

当时，日军能够组织有效的战场救护，许多医生都在德国培训过，而清军缺乏战场急救人员和后勤保障。达利夫人同其他人，如神职人员、水手、官员、海关职员、伙计、商人、引水员等人，为在战场上受伤的伤员提供住所，协助医生给伤员包扎伤口，对伤员进行细心地护理和照料，挽救了大量中国军民的生命。但是，由于救助能力有限，很多中国伤兵在被实施救治之前就被冻死。达利夫人曾回忆道，可怕而又寒冷的一天，我们听到了一个让我们感到惊惧的消息，大约200名伤员，用没有任何遮蔽的马车，把他们送到远在400英里以外的天津。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会有多少人能够活着到达那里。达利夫人还回忆道，可那天晚上涌入城内的伤员数量如此之多，我们提供的救助已经相当地不足了，还得尽可能快速地让这些伤员进入避难所和保暖，因为有些伤员已经冻死了。

（作者分别系营口市历史学会顾问、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