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薇薇

近期，由市政协编纂的营口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摆进了市图书馆、市委党校图书馆，也陆续送到了全市政协委员、部分机关干部手中。这套《清代外交档案中的营口史料》包含三册，汇集清道光七年（1827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84年间清朝外交档案中与营口相关的全部史料，全书内容翔实，资料丰富，不但有清朝皇帝的诏书、训令，还有各级官员给皇帝上的奏折以及中外交往的条约、电报等。透过这些官方档案，可以清楚地看到营口的历史发展脉络，看到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同时，这些资料也呈现了清政府的腐败落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野蛮侵略，以及由此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的空前灾难，反映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愿望和不懈抗争的精神。

翻开沁满墨香的书卷，好似揭开了光阴的帷幔，一幅波澜壮阔又具有浓厚历史气息的画卷绵延展现。

源起

以第一手史料梳理营口近代历史脉络

营口原称没沟营，是一座因按中英《天津条约》开埠而兴起的城市，在大连开埠以前，一直是东北三省唯一的通商口岸。道光、咸丰年间查禁鸦片、筹办海防，同治年间议约通商，光绪年间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宣统年间中日交涉等，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营口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从某种意义上讲，营口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的缩影，也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窗口。

近年来，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历史和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精神，我市掀起了学习研究营口历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热潮。2021年，市委市政府作出了建设辽河文化产业带的决定。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历史文化遗址保护、辽河文化产业带建设的推进，以往整理出版的营口历史资料已不能适应当前营口历史文化学习研究的需要。在大力推进各类专题史料整理出版的同时，推出一部能够反映营口历史发展主要脉络和重大事件的史料汇编，已成为当务之急。

受2020年编辑《营口西大街史料选辑》的启发，市政协文史资料委认识到系统整理清代外交档案的重要价值。就这样，《清代外交档案中的营口史料》的编辑工作于2021年10月正式启动，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市政协文史馆共同编纂，选编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外交档案中的营口史料。

“之所以选择编辑整理清代外交档案史料，一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清代外交档案以官方史料的形式，具体反映了这一主要矛盾的演变发展，能够为理解、运用其他史料提供背景和坐标；二是因为这部分档案史料较为系统、丰富，且在营口本地历史的学习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利用。”该书前言中这样阐释了选编外交档案的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为了总结历史经验，编辑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完之后秘而不宣，因为那些档案中包含了太多令国人耻辱的历史，直至1929—1930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首次出版。后来，又有人编辑了《筹办夷务始末补遗》。再后来，《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宣统朝中日交涉史料》《清季外交史料》等书籍陆续问世。

上述资料，基本涵盖了清代从道光至宣统五朝的外交档案，其中涉及营口，包括盖州、熊岳、大石桥、田庄台等地的计有1300多条。除去重复见于同一档案或不同来源的，《清代外交档案中的营口史料》一书共收录了1102条。这些档案资料，或为皇帝谕旨，或为大臣奏章、公文、函件，或为条约、照会，或为前敌电报，或为职官、举人条陈时务的呈文；内容上或详报营口情形，或透露事关营口的决策内幕、谈判过程，或表明大臣、官员、举人关于营口时务的意见见解。

虽然长短不一，体裁各异，涉及营口的内容有多有少、有深有浅，但这些资料对了解营口近代以来的历史演进，乃至了解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有助益，有助于弥补研究营口本地历史的史料不足，丰富了历史细节资料，澄清了某些关于近代营口历史的模糊认识，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营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历史发展的轨迹，并为学习研究营口历史提供了更宽广的历史背景。

探秘

披露营口近代史众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翻阅书卷，一个个历史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皇帝的居高临下，奕讠斤 的盛气凌人，曾国藩的老成持重，李鸿章的从容不迫，张佩纶的汪洋恣肆，书生们的慷慨激昂……诸多文稿让今天的读者看到了1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那么，在这段历史演变过程中，营口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发生了哪些故事？《清代外交档案中的营口史料》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

“提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牛庄口岸，曾有一种说法为‘英国领事密迪乐强指没沟营为牛庄，强迫清政府以没沟营代替牛庄开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市政协文史馆馆员、原市旅游局调研员杨庆昌告诉记者，“早在密迪乐来到营口之前，清政府就已经决定在没沟营开放口岸。密迪乐也从未将没沟营指为牛庄，只是将位于没沟营的这一开放口岸称为‘牛庄口’。”翻开《清代外交档案中的营口史料》一书，通过僧格林沁呈递的奏折，就能捋清牛庄口命名的原始细节。“最开始称营口为牛庄的并不是密迪乐，也不是密迪乐强令把营口定为牛庄的，而是清政府希望营口代替牛庄开放，这样通商口岸可以离盛京、皇陵更远一些，同时，英国侵略者也觉得营口码头比牛庄码头更具优势。所以，营口1861年开埠，清政府和英国算是一拍即合。”杨庆昌如是说。

关于甲午战争时期营口是如何被日本人占领的，过去一直众说纷纭。本书通过盛京将军给皇帝的奏折、副都统宋庆给皇帝的电报等细节，以及后来清政府的相关处分决定，使读者看到了驻守西炮台的将领乔干臣如何抵抗，又如何从营口撤离的。“当时，田庄台失守，乔干臣向宋庆发出营救请求，光绪皇帝也一再要求宋庆一定要镇守住营口。当时，已经有外国领事告知宋庆‘日本人准备进攻营口’，田庄台一丢，宋庆陷入了‘守营口还是去救田庄台’的两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日本人西行进关，他艰难地决定：全队营救田庄台。可是，他的大部队刚一撤离营口，日本人就发起了进攻，营口的守军因此不战自溃。”市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市博物馆馆长、研究员阎海介绍说，一系列的电报和奏折，将营口当时如何失守的来龙去脉做了真实再现且环环相扣。

很多对营口近代历史感兴趣的人还有几个疑问：营口火车站原来在牛家屯，为何后来搬到了营口？新市街又如何成为满铁附属地？该书用丰富的史料作出了说明。“通过清政府给日本人的照会和与东三省总督、驻外使臣的往来函电不难发现，实际上，是日本人用延吉的界务做要挟，胁迫清政府在事关东北的五件事情（注：新法铁路、营口大石桥支路、抚顺和烟台煤矿、安奉铁路沿线矿务、京奉铁路展至奉天城根）上做出让步，清政府不得已承认大石桥支路为南满铁路的一部分，允许将铁路从牛家屯延长到营口，就这样，火车站迁过来了，新市街也随之变成了日本人的附属地。而在这之前，清政府是不允许日本人在新市街设立警察署、将新市街作为租界地管理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四级调研员王继鹏补充道。

详读这些史料，能够知晓营口近代发生的主要事件的历史背景。比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和期间，营口的海口防御状况，在东北海口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清政府对营口的海口防御是如何设计并安排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营口如何办理开埠、如何建立海关、如何征税，以及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俄国如何占领营口，日俄战争期间，营口是如何维护主权以及发展经济，民族工商业又是怎样发展壮大的……这些是近代史缩影，也反映了辽宁乃至东北的历史发展脉络。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主任杨宗民介绍说：“比如甲午战争，我们在书中不仅把营口的战争过程呈现出来，还把战前李鸿章给皇帝所有报告军情的电报都呈现出来，包括大连和威海的炮台是怎么丢的。选编桂良关于签订《天津条约》的一系列奏折等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把营口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这样更能反映出整个的历史进程。”杨宗民说：“把营口历史放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下，让读者捋清营口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过程，这正是本书最大的特点。同时，书中选取了一些非常有感情色彩的内容。例如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公车上书’事件中，不少各地举人和京官的上书谈及营口，这些呈文均选入书中，文中郁勃之气、爱国之情令人动容。”

使命

追忆一座城市曾经的沧桑和风雨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近代史时，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形容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透过《清代外交档案中的营口史料》，就能够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十二个字的论断是多么恰当！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了解那段屈辱的历史和那一时期人民的抗争，才能了解落后、挨打的历史根源，理解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逻辑。”杨庆昌感慨地说。

市政协文史馆馆员、市博物馆原馆长郭德森评价：“编辑这套书籍的工作量非常大，对营口近代史研究和营口城市定位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而且资料真实、历史脉络清晰，每一个节点的史料依据都非常充分，很多大家关注但模糊的历史问题在书中得以清晰呈现，让我们得以越来越接近真相。可以说，这是一个大部头的历史资料，对营口的近代史研究具有非凡的意义。”

市政协一直重视文史资料工作。市政协领导多次强调要在加强“三亲”史实征集出版的同时，在地方史资料整理方面多下功夫、多做工作，特别是要以史料整理出版助力辽河文化产业带建设，并对文史资料工作予以大力支持。

据了解，本书从2021年10月开始编辑，到2022年8月交稿，历时10个月。以此之前，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已利用工作间隙，初步完成了资料检索和收集工作。由于编辑、点校的工作量极大，市政协文史资料委联合市政协文史馆倾尽全力，他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检索、摘录、整理、点校……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

文稿复核、校对和编辑定稿阶段，杨庆昌、郭德森对照原文，将全部稿件逐字进行精校复核，并对全书编辑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建议。市政协文史资料委的同志在此基础上，对文稿进行了4次校对、复核并补充了部分史料。这段时间里，市政协文史资料委的全体同志，市政协文史馆全体同志，以及杨庆昌、郭德森两位市政协文史馆馆员在全市静态管理期间居家工作，付出了超乎寻常的辛劳。“那时候，大家出门都是忙活买菜和补充生活用品，我们的同志却是一摞一摞往家里搬书和资料，为的就是保证书籍按时出版。”参与本书编辑的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原副主任汤春艳感动地说。

回忆那段日子，市政协文史馆馆员望远说：“和同事们一样，我也是第一次点校整理古籍。我们要将所有的电报、奏折、条款等用简体字译出来，再进行点断。比如，原书均为繁体字竖排版，编辑时，我们要将原文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改为简化字。原资料均无标点，我们在编辑时加入了标点，方便读者阅读。有时候，不同资料中，同一个词语出现不同的写法或提法，我们需详细查询，最终选取正确的用法。同时，尽可能保持原文原貌，不作增删。”望远表示，编撰过程虽然辛苦，但对他们来说，能够为广大文史爱好者正确认识近代以来营口的历史提供参考，他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100多年过去了，当年毓昌、张鼎镛等与英国领事官密迪乐勘定的洋船停泊之所早已不再停靠轮船，营口港已跻身中国十大港口之列，中欧班列直达欧洲，营口成为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之一。昔日街巷狭窄的一隅之地，如今已成为一座繁荣富庶的现代化港口城市。西炮台、俄国领事馆、山海新关……处处遗址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发展兴衰， 每一处都值得让人驻足，回味曾经的繁华和风雨。

知其所来，方知所去。把握历史大势，增强文化自信，珍惜当下幸福。循着辽河文化的“根”和“魂”，承载着厚重历史的营口，必将描绘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