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老头儿黄永玉走了。

他那么爱笑，那么乐观，仿佛已提前就这件事劝过我们一样，朋友们呀，不要哭。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湖南的凤凰小城。十二三岁的年龄，就离家外出谋生，开始漫长的漂泊，他去过福建、上海、香港、北京，也到过法国的巴黎、意大利的翡冷翠，在山区小作坊里当过童工，也在街头巷尾支摊画过画。木刻和画画呢，都靠自学的，一路学下来画下来，自成一派，后来成了中国画院院士，当代最负盛名的艺术家之一。

到了晚年，老先生提笔写小说，在《收获》上连载《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慢悠悠讲自己的人生。如今，这位“无愁河浪荡汉子”的故事要收尾了，这99年的人生岁月，是如此有趣、丰富，壮阔，令我们每一个知晓他的人觉得不舍，但老先生自己是最释然的，黄老曾说——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在其子女发布的声明里，也提到黄老生前的嘱托，不举行任何告别、追悼仪式。

那么，就让我们在黄老的文字、影像与作品里与其道别吧。往后想他的时候，就“看看天、看看云。”

以下自述内容摘编自黄永玉先生的出版物与采访。

童年

“我留级留了五次”

我是小学毕业，在我的家乡，一个非常非常边远的、非常野蛮的山里面长大的。在那里念过小学，小学毕业。当然在我的前辈里面有非常杰出的人了，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熊希龄的老先生，他是我们的街坊，这位先生后来就当了我们中国最早的内阁总理。那么后面当然还有沈从文先生了。

我们那里的小学校基本上是读古书为主，不是私塾，是新学校里面古书读得比较多的一个学校。在那样的环境里新的老师教新的东西，旧学的老师就教我们旧学。

（后来）一个远房的叔叔把我带到福建厦门一个集美学校去念书。厦门集美学校那个学校30年代恐怕在全国来讲，设备师资都是最好的了。那个图书馆非常大，有六层楼，什么书都有，我也看不懂。那么挑懂的看，慢慢、慢慢地也看懂了。

基本上我的教育是在图书馆里面的。所以在前两年我回到福建看到我的许多同学，有的当研究院的院长，有的当大大夫，有的当将军，有的当这个那个，很多。到了厦门，他们有二百多人请我吃饭，在个好大好大的地方请我吃饭。人家都奇怪，你怎么这么多同学、这么多同班呢？人家同班有几十个才二十个，你怎么有二百个同学呢？我说：“我留级留了五次，五五二十五，就两百五了。”

阅读

“没有堕落可能因为读书”

我这一辈子，如果说用功，画画倒不是很用功了，画画嘛，顶多说勤劳就是了，使尽力气就是了。真的用功是读书。不是用功，是有兴趣，有极浓厚的兴趣，从小就喜欢看书。大概我这人没有堕落的话可能因为读书，因为那个旧社会是这么复杂，逃难的时候我背着几十斤书放在包包里逃，日本人在后面追，实在跑不动，马上就要追到了，一本本地也不敢看，把那个书往后扔，一本一本地扔，还是背着书跑。养成看书的习惯，每天都要读书，每天都要看。

但是看书呢，如果不是念书的人，读书有一个特点，一个方法，就是不要太深的研究，就像陶渊明讲的“不求甚解”。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并不是研究一种东西。看书是一种快乐，然后才是知识，才是本钱。所以一般来讲我看很多书，看得很快。看完就算了，记住书里面有哪些很精彩的感觉在里头，记住它。书当然不借给人家，借给人家就找不到了。把它放到那里，如果以后碰到什么事了，把那个书从那个地方找出来就是了。

所以，我自己读书我是故意不认真的，读得快乐就行了，不一定记住很多很多的事。有可能人家说大脑贮藏有限，容量有限了。我很善于摆脱的。

画画

“我这个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每个画家都有对题材的专注点、擅长点。我这个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好处，好处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想到什么画什么，生活里头，书本里头，见闻里头，看到、听到的都会画。我画画之外，也做雕塑，搞木刻，也写东西，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个专业人的做法，专业的人就不一样了，搞研究的，一辈子做研究；写小说作诗的，一辈子写小说作诗。铁匠就打铁，银匠就打银子，我这个是修补破铜烂铁、挑着个担子满街串的人。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卖画，收入维持生活够了。卖画主要在香港和国外，像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一带。买画的人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难说你买我的画，我要调查你的出身什么的，谁要买画就买。我的画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画，纯粹的中国画也就是中国的文言文，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太前卫了也不行，我的画可能对他们的胃口。在国外也不敢说有什么影响力，人家愿意买画就是。画能卖到多少钱？这个问题人们一般不会说。维持生活没问题了。

我从来没有跟什么拍卖行发生什么关系。就是前年荣宝斋拍卖过一次我的画，拍卖完了，那个买画的让人抓起来了，据说是一个黑社会的，后来又把画还回来了。我的画还被偷过，也被追回来。艺术家跟画廊、市场的联系，是艺术生产的惯例。以前就是这样，从印象派到19世纪、20世纪，都有画家的经纪代理。我用不着代理，别人买的画，都是辗转找来的，包括仿作我的画，也是在个人之间卖来卖去的。我没有经纪公司，没有代理。不少画家有经纪公司吹吹捧捧，我不太好意思做这种事情，也可能没有这个本事。不是有意标榜，一是没有时间，再就是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用不着弄很多的钱。好好做点别的事情，读读书，写写东西，跟好朋友聊聊天，挺好的。

妻子

“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老婆呀，不要哭》（节选）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

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

一个为十八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

你，这个褐色皮肤、

大眼睛的女孩，

向我的窗户走来。

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

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

我们相爱已经十万年。

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严肃的书信，

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

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

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

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

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

……

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

我吻你，

吻你稚弱的但满是裂痕的手，

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

吻你的永远的美丽，

因为你，

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1970年12月12日于磁县

顽童

“幽默是非常强大的人生态度”

可能是我们家乡那边的人天生是快乐的，但又是雄强爱斗的吧。我们从小就看杀头，对生死都看开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我都看书。不管怎么痛苦，有书陪伴。一本书就是一个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响你。没有书本为伴，恐怕这一辈子不会活到80多岁，还能够快快活活的。

我也不清楚，一辈子不晓得从哪里得到和敏悟。上当倒霉之后不叫痛，不骚心，甚至不当是一种教训，把自己的傻行当作笑料去取娱朋友。更不做借酒浇愁的类似表演，让朋友来分担我的小小疼痒。

我有一个同事，批判我的时候，一二千人的批判会上，说：“黄永玉，你画画从来没有过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你从来是玩，你画画基本态度是玩。”我低了个头挨批的时候，我心里想，你这个老小子，要是在平常你讲这句话，我一定请你吃西餐。我的的确确是玩。做一点工作，你没有游戏心态，你怎么能做得好呀？那个很有兴趣，那个很喜欢，大的场面解决了搞小的地方，那个才可以。写文章也是，我写到得意的地方，我就哈哈大笑。我女儿在楼下，在意大利的时候，“爸爸你笑什么？”我说我写得很得意（《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那个才是真正写东西嘛。

几十年来，有意思的生活少，没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数。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样，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处理也不一样。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对得起每一顿饭，更何况这是个这么有意思的世界。能画画多好啊？老了也能画，不像从事体育或音乐，老了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画很高兴，还能卖钱。临死前一天画的画也有人要。这种职业上哪去找？

朋友

黄霑、曹禺、沈从文……

当黄霑最落魄又遭遇失恋时，黄永玉“安慰”他：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

与前辈曹禺通信，黄永玉直接表达对他作品的不满：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

怀念与表叔沈从文在一起的日子，黄永玉写道：从文表叔许许多多的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切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所以他能写那么多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称赞钱钟书书读得好：读书读得最好的是钱钟书。我跟钱先生在北京西郊三里河一个大院里住过十来年，俞平伯夫妇、金山夫妇也在那里住。有的人读书像刘文彩，把读的书当成自己的财产来炫耀，就好像政治家拿官当得大来炫耀，有钱人拿财富多来炫耀一样，不但炫耀，而且架子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粗。

现在我多半时间住在“万荷堂”。早上7点钟起床，漱洗完，吃早点。随便吃一点。吃完早点看看电视，上厕所，然后工作——画画。12点吃午饭，吃了饭再画画，18点钟吃晚饭。晚上看看电视，看看影碟，睡觉之前看看书。就是这样。时间过得很快。偶尔会有好朋友来，以前是丁聪、王世襄、黄苗子、张仃这些老友，现在老朋友也都老了，出门不便。

诗歌

“假如我活到一百岁”

假如我活到一百岁

长寿、长寿，

同辈的人全都死了，

倒像是一个新来的

外乡人，

我孤零零茫然四顾。

……

低头看一行书，

抬头就忘得干干净净。

爱情和我这么遥远，

仇恨像一缕轻烟。

……

有一天将会到来，

像一次旅行一样，

我将提着小小的行囊，

在前胸口袋插一枝

未开的玫瑰，

有如远航的老手，

不惊动别人，

反手轻轻带上住久了的家门。

死亡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

死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滚，也医不好，子孙们哭。一种是穷死、饿死，没有饭吃。一种是打仗牺牲。自杀也是一种方式。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

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