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春，我因郁气太多，肝火过旺，转氨酶指数骤然上升到三百多。遵照医嘱，休息，没事儿我就上街遛弯儿。

一天，我正拖着沉重的腿脚，从东单菜市场往机关走，忽然，从身后传来非常熟悉、亲切的叫声：

“喂，恩波同志！”

“同志”，多么圣洁的两个字！我已经有两年多没听到这种称呼了。我又惊又喜地回头。噢，原来是我非常敬仰的外国文学专家杨绛先生。她身着褪色变旧但依然一尘不染的白花蜡染蓝上衣，头发梳得平整光洁，白净净的脸上闪耀着文雅、慈祥的神采，正笑眯眯地向我伸过手来。

“噢，是季康同志（杨绛先生的本名），您好！您还敢称我同志？我现在可是一个……分子。”

“怎么不敢？您是个好人，就凭您那么尊重我们的劳动这一点，我也敢保您。”

“尊重劳动？这话从何处说起？”我坠入五里雾中。

“您忘了？1967年春天，我们成了专政对象，靠边站，整天不是扫院子，就是拖擦楼道、楼梯。有一天，您站在楼梯口，大声对别人喊：‘大家先别走！楼道还没晾干，大泥脚一踩就前功尽弃了。’您用了‘前功尽弃’四个字，我一生也不会忘。怎么，您忘了？”杨绛先生说得有板有眼，好像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有这事儿？即使有，又算得了什么？”我倒不好意思起来。

“算得了什么？！您可知道，当时我们是什么人？是‘牛鬼蛇神’。可您却尊重我们的劳动，有人格啊！”杨绛先生又用力地握了一下我的手，才告别而去。

良言一句三冬暖。人在倒霉的时候，多么需要得到一点点爱心！有时，一丝微笑，一瞥目光，都能给你以起死回生的力量。杨绛先生的这番话，好像给我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春回大地的1977年，领导不仅为我昭了雪，而且还帮我在京郊东坝河畔盖了三间红砖房，让我从此真的有了家。可是，房子盖成后我无钱买瓦，下雨天，屋里成了“一锅粥”。一天中午，外国文学研究所热心肠的土生同志找到我，交给我200元钱，说是杨绛先生得知我有困难……

收到杨绛先生的钱没过几天，我又收到外文所的老书记王平凡和我的良师益友叶水夫同志各送的200元钱。那时，600元钱可真顶钱用哩。我不仅给三间红砖房戴上了一顶漂漂亮亮的“新帽子”，而且还加盖了一间厨房，筑起了一道高高的围墙。苦尽甘来的我，心里很不平静，总觉得应该对鼎力相助的朋友有所表示才是。于是，我给杨绛先生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对她表示诚挚的谢意，另外也向她说明，待我经济状况稍有好转，就把钱还给她。信发出后，我感到情谊的债减轻了不少。不料，几个星期之后，这种担子反倒比以前更重了。原来，我收到了杨绛先生的一封回信。信中说：“恩波同志，展读来信，深悔当初没和你说明白，我们的钱是不用还的。那是我们送你的。因为怕你见外，没好直说。”杨绛先生的这封信，又在我们友谊的花环上，扎上了一条耀眼的红飘带。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从这时起，逢年过节，我总是将当年收获的优质大米和自己亲手养肥的母鸡送到杨绛先生家里。我觉得每去她家一次，心灵都得到一次净化。

可是，连续去过几次以后，我就不好意思再去了。因为每次离开她家时，她都要把事先准备好的信封塞进我兜里，信封里又是钱又是粮票。末了，她还要与钱钟书先生一起送我下楼，像亲人似的叮咛我：“孩子正长身体，该给她们多买些营养品……”

不久，领导让我负责外文所科研处的工作。我暗暗自喜：这回总可以找到机会好好报答杨绛先生了。然而，她那双锐利的慧眼，却像扫描仪一样，准确而及时地“扫”出了我的念头。

事情是这样的：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完善学术档案，决定为几十名一流的学者、专家录音、录像。钱钟书、杨绛夫妇，当然列在名单之首。可是，谁也不愿意出面同他们两位商量此事。因为在这类事情上，他们两位是有名的“老大难”。好感情用事的我，却主动向领导表示，愿意出面谈一谈，并很有把握地说，估计问题不大。

我满以为凭着多年的友情，杨绛先生定会欣然同意。可她一反常态，以严肃的语调、坚定的措词，拒绝了我的请求，说应当把珍贵的机会留给其他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最后还语重心长地补充说：“今后凡只图虚名而不务实的事儿，都不要再找我。顾问啦、理事啦，我一律都不当。”

就这样，杨绛、钱钟书两位海内外享有盛名的老专家，迄今没留下一段录像、一字录音。

我常常扪心自问：在心地纯正、人格高尚的杨绛先生面前，我的人格究竟如何？

塞尔维亚姑娘

提起塞尔维亚姑娘，首先浮现在我眼前的，并不是她们那婀娜娇美的身段，白里透红的脸庞，也不是那妩媚多情的慧眼，金色起伏的秀发，而是她们那千模百样的服装。好，现在就请允许我从这里开场。

生活在塞尔维亚的两年间，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姑娘的穿着打扮是跟别人相同的。无论是雪花飘飘、大衣裹身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轻纱拂体的盛夏，你都不会找到样式雷同、颜色一致的大衣、风衣、裙子、裤子、毛衣、鞋子，甚至连用料最少的泳衣的花样也是千奇百怪。我曾带着好奇心，请教过贝尔格莱德最大的百货公司的一位服装专家约万卡姑娘，询问她塞尔维亚妇女的服装为什么如此绚丽多彩。她迎着扑面的春风，撩开也许是塞尔维亚最漂亮的蔷薇色面纱，笑盈盈地反问：“这个问题简单得很，您见过有跟我长相一样的姑娘吗？”我尴尬地一笑，一时答不出来。接着，她又以艺术家的语调说：“人的相貌不一，性格千差万别，因此，衣服鞋帽也应该个性化。别人的衣服再漂亮，但如果我原封不动地照裁照穿，也会由美变成丑。”

约万卡姑娘的这番开导仿佛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看到了塞尔维亚姑娘痴心追求的五彩缤纷的美的世界。

然而，这种美绝不仅仅表露在衣着打扮上，更多的时候还体现在待人接物和工作中，融化在她们水晶般纯洁的心灵里。这一点，我同她们接触得越多，体会得就越深刻。正如塞尔维亚的谚语所说：初次见面看衣着，天长日久看品貌。

这话确实是富有哲理的。如果说，塞尔维亚姑娘们百花齐放的装束，从外表上给我留下了美的初步印象，使我对她们产生了好感，那么，她们那双勤劳灵巧的双手和专心致志的工作态度，则彻底征服了我的心。不信，你瞧！从城市到乡村，所有超级市场里的售货员，几乎全是年轻的姑娘。每天一上班，她们立刻就坐到收银机旁。一连七个小时（塞尔维亚工厂、企业实行七小时工作制），头不抬，神不离，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工作上。买食品的人络绎不绝，收银机也时刻响个不停。工作的节奏相当紧张，操作机器的姑娘们的脑子也像机器一样敏捷。不论在哪家超级市场，售货员结算的准确性都是很高的。您可要知道，每个超级市场里，都有几百种货物，每种货物都有特定的价格，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的原因，价格经常发生变化，甚至有时一天一个价格。但是，那几百种随时可变的数字，都能丝毫不差地装在她们的脑子里。

也许您会说：“甭吹了！你说的是一种特殊情况，在一般工作中未必如此。”我不愿意和您争论，不过，事实总会使您信服的。

在塞尔维亚的作家协会里，秘书几乎全是姑娘。两年中，因为学习和工作需要，我同她们都有过接触和友好的合作。她们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且高效率，真使我从心里佩服。远的不说，还是谈谈同我朝夕相处的伏伊伏丁那自治省作家协会的女秘书艾丽吧！她是一个一边学习英语，一边工作的大学生。那年她二十岁，中等身材，一般的相貌，从不多讲一句话，腼腆得就像我老家辽南山村的姑娘一样。从外表上你看不出她有什么特殊的才干，但她可以把全自治省200名作家的简历和主要作品的内容讲给您听，甚至可以背出诺维萨德全体作家的家庭电话号码。她可以随时告诉您每个作家的行踪。她能够准确无误地告诉您每家出版社每季、每月要出版的书目。她还能不查通讯簿，就能领您到任何一个您想会见的作家家里。甚至一些作家家里的阳台上有多少绿植，她都记得清清楚楚。每年九月，在卡尼萨举行作家聚会活动时，她又当翻译，又当招待员，独自一人就能把来自本自治省、塞尔维亚的作家代表，以及十几个外国作家代表团招待得十分周到。我要特别告诉您的是：在自治省作家协会里工作的，总共只有秘书长和她两个人。按照我们的想法，这么少的工作人员，作家协会的日常工作肯定乱了套。然而，恰恰相反，这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能干的艾丽把工作、生活都安排得很有条理。每天下午五点以后，当我到城边的多瑙河畔散步时，在无数对幸福的情侣中，常常会看到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艾丽挽着她的爱人，或幸福地说笑，或追逐贴着水面飞舞的海鸥，或静静地依偎着大桥下的栏杆，欣赏倒映在清澈的河水中美丽的倩影……

在很多国家，胸无大志、不求进取，只想找一个有钱有势的丈夫过舒服日子的姑娘不计其数。然而，这对于今日的塞尔维亚姑娘来说，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她们是社会的真正主人，与男子并驾齐驱的时代骄子。现在，还是让我把最熟悉的一个女大学生与凄苦的命运顽强拼搏的故事讲给您听吧！

一个大雪漫天的冬日傍晚，诺维萨德大学文学研究所阅览室里的灯光渐渐地暗下来，苦读了一天的大学生，开始蹑手蹑脚地离去了。一个过于消瘦，脸色略显苍白，但目光却非常有神的姑娘走到我面前。她把一本北京语言学院编写的供外国留学生学习中文使用的汉语课本在我面前打开，恳切地对我说：“中国教授，我是语言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叫高艺塔娜，非常想学习中文，今后您能经常辅导我吗？我学习中文是为了以后学中医，两年后打算到中国去。我不会过多地打搅您，一次十分钟就可以了。今天算是认识一下……我马上还要到贝尔格莱德去……”

“这么晚了，又下雪，为什么还要到贝尔格莱德去？”

“因为我在同一个时间里读两个系，除了在诺维萨德大学学习塞语之外，还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历史语言系学习汉语。明天那里有课。”姑娘说。

“您住在哪个宿舍，这里不是辅导的地方，最好……”我还没有说完，姑娘马上接过去：“不，我是个走读生，住在家里，我家离这有70公里。”

“为什么？您是二年级学生，可以住在学生宿舍啊！”我有些不明白。

“不行。家里只有我的妈妈一个人工作，再说，妹妹还在专科学校里读书……钱……”

“您父亲呢？”

姑娘皱了一下双眉，耸着肩膀对我说：“父亲……他早离开了我们，又有了家，还有三个孩子……”

姑娘的最后一句话立刻刺痛了我，我立刻答应了她的请求，并告诉她任何时候来找我辅导都没有问题。

从此，我便成了她的义务辅导员，每个星期五下午我们上一次课，她从未失过约。出于一种特殊的关怀之情，我看了她们班的考勤簿。她是班里唯一一个两年没缺过一次课的学生。她的成绩，除了一个9分，其余课程全是10分。从家里到学校有70公里，汽车要跑一个多小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天她都要在汽车上度过两个多小时。（去贝尔格莱德听课时，她住在妈妈中学时代的女友家里。）在两年的时间里，我从未见她进过学生餐厅，每天中午只吃妈妈头天夜里做的馅饼或甜饼干，渴了就到盥洗室接水龙头里的水喝。要知道，她这是在上大学，而不是读中学、小学啊！每次我到阅览室，很少有看不见她的时候。不管阅览室外边下着滂沱的大雨也好，茫茫的大雪下到膝盖深，挡住人的去路也好，她统统都不看在眼里，每天总是最后一个同我离开安静的阅览室。

是的，塞尔维亚姑娘的心灵确实是美丽的。不过，显示这种心灵美的领域还大得很。比如，从她们对同事、对朋友的感情中，您更可以洞察到，她们待人的诚恳、善良。每当想起这一点，我就无法抑止地惊悸，因为两年来我生活在塞尔维亚姑娘们中间，就好像少年时腰间缠着绸带，脸上擦着胭脂，脚下踩着鼓点，蹦跳在家乡大秧歌的队伍中。

啊，如今当我撰写塞尔维亚文学史的时候，我怎能不思念为了替我买资料跑遍贝尔格莱德、诺维萨德各家书店的薇丝娜！我又怎能忘记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家协会的女秘书巴尔巴拉！是她亲自与贝尔格莱德各大书店和国家图书馆联系，为我找到关于斯洛文尼亚大作家参卡尔和科兹玛奇的文献。还有那一天，在波斯托伊那溶洞里参观时，我的衣服穿得少，是她将毛衣脱下来，悄悄地披在了我的肩上。

我不能忘怀的，还有我的导师日万契维奇教授的女秘书尤尔卡和她的挚友丝拉维。她们翻遍了“塞尔维亚文化教育协会”的书库，为我备齐了一整套《文学研究集刊》。那近一百本的集刊，于我是无价之宝，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多么大的帮助啊！丝拉维妹妹，您为了我能有一套完整的六卷本文学字典，竟把自己仅有的一套拆散，送给我两卷，免得我买一套新的多花钱。您可知道，您可是为我节省了四百元人民币啊！

诺维萨德大学文学研究所的图书馆员刘毕啊，您的名字在我的日记里不知出现了多少次，可今天，当我动笔写这篇文章，表达我对塞尔维亚姊妹们最美好的感情的时候，还是要把您的名字写得又粗又大。两年来，您几乎成了我的专职语言辅导员。为了帮助我修改文章，您有多少次忘记了下班，忽视了需要您照管的妈妈。

我最好的朋友斯洛波丹的未婚妻卓丽啊，假若我不为您特书一笔，那我必将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每年暮春时节，您总是带着您退休父母的一片深情，把您家里第一批成熟的草莓、红樱桃送到我的住处；是您和您的妈妈多次为我洗涤并整理衣服、鞋袜！有一件事儿我一想起来就要流泪啊，我亲爱的妹妹卓丽！是您亲自买了两个最漂亮的笔记本，并把它们同当初斯洛波丹与您订婚时送给您的最好的中国画笔一起送给了我，让我转交给我的女儿。您说，要她和您一样，从小就要为两国人民的友谊作画。

诺维萨德自由市场肉食店的德拉基姑娘啊，我们本来素不相识，可是，每当我从您家的小店前面走过，您总要和妈妈玛丽雅跑出店来，往我的兜袋里塞些猪肝、鸡心、香肠，新年时还要送给我一束黄灿灿的迎春花。我不想麻烦你们，再三谢绝，可是您那无比善良的母亲却吻着我的额头讲：“写信告诉你的亲人，如今你有了一个塞尔维亚妈妈……”

如金子般珍贵啊，塞尔维亚姑娘们无比纯美的情谊，像彩虹般绚丽。塞尔维亚姊妹们心灵里盛开着人间最美、最艳的花朵！愿这种情谊永远都像甘美的雨露滋润着我们的心田，祝这些花朵时刻散发醉人的芳香……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