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针对我来说如同奔赴刑场般可怕。小时候，哪怕高烧四十度，奄奄一息地瘫在我妈怀里哼哼，一听要打针，我立刻蹦起来大喊：我不打针！然后撒腿逃跑。长大后，每次打针我必得拿出视死如归的勇气，而且必须得有个人站在我身边伸给我一只胳膊让我揪着，因为我小的时候打针出过事儿。

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才几个月大，所以这事儿我完全不记得。那年的某个节日，我妈带我去奶奶家过节，不料，傍晚我发烧了，奶奶打发四叔去请村里的赤脚医生——就称他老中医吧。

那会儿，每个村都有个赤脚医生。我们村的这个老中医会把脉，会开药方，还会配中药。村里谁家杀了鸡，必会小心地剥下鸡内金一刻不误地交给老中医。老中医得了空儿，便点燃麦秸，用一块漆黑的瓦片，把鸡内金耐心地焙成酥脆的小片，再用擀面杖碾成一小堆儿黑黄色的粉末，宝贝似的装进一个小瓶子。夏天里，哪个孩子发现了蝉蜕也必会捧着，一路小跑，交给老中医。不仅如此，老中医下地干活儿时，若发现田间地头有草药必定采回来。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也认识了一些草药，看到便薅回来交给老中医。老中医总是在他家的院子里一丝不苟地晾各种草药。

村里谁要是生了病，他的家人便会第一时间去找老中医。别管有多忙，只要一有病人，老中医放下手头的农活儿起身就走，一刻不耽误，随叫随到，从不抱怨，仿佛治病救人就是他的使命。

老中医配中药不要钱，因为草药都是地里采的，但也往往配不齐。老中医便以一手绝美的蝇头小楷写下缺的药材，打发病号家属去镇上或县里购买。老中医的字常常被赞美，他为此颇为得意，于是，除了写药方，还要额外再写几行说明。

老中医医术怎么样好像大家都没去想，反正谁有个头疼脑热的都习惯性地去找他。但从来没人探究过老中医有没有误诊、误治，反正他是村里唯一会把脉的人。每回给人把脉说病他都是一脸的严肃、认真，尤其以吟诵腔说那些之乎者也的术语时，显得高深莫测，一派仙风道骨。村里人一致认为：人家说的话都是书上的，咱都听不懂，确实有道行！村里选他当赤脚医生也就理所当然，并且还送他去县里参加培训，学习西医。

自从西医培训归来，老中医更加超凡脱俗，因为老中医学成归来不仅配备了牛皮药箱子、听诊器、注射器、体温计等，还带回了各种药片、药水。给人看病时，配中药写药方，还要再搭配药片：“大的一片、小的两片、饭后半个钟头，掐好点儿，这可不能马虎的！”他也不说药片的名字，若哪个不识字的婶子、大娘好奇，老中医便一脸不屑：“说了你也不懂，这是西医！好几年才能学会，吃就行了。”不仅多了药片，有时候，老中医的治疗方案还会加上打针。去打针的小孩无不背过气一般地嚎叫，就连大人打针时也都说疼。邻居的二姑姑打完了针一天起不来炕，一瘸一拐了好几天。老中医说：“打针就是遭罪，但好得快。”

后来，我们村吓唬小孩最灵的一句话就是，再不听话就给你打针！去县里治病的人回来跟老中医探讨，怎么县里的医生打针不疼呢？老中医一脸不屑：“村里的针还能跟县上的针比？！药水也不一样！”就这样，老中医以他的针、药片、草药治疗着全村人的头疼脑热、磕磕碰碰。在他兢兢业业的治疗下，村里的大人孩子都皮实地活着，危重的病人一样得去县里治。

我奶奶常年咳嗽，每每犯病总打发四叔去叫老中医。每次他都斜肩背着一个棕色的药箱子，一进门总是坐到炕边的杌子上，先是小心翼翼地把药箱放到炕上，然后仔细地打开箱子，拿出听诊器郑重地挂到脖子上。一个寻常的老头儿，一旦挂上听诊器便神气起来，仿佛即刻便能妙手回春。但他的听诊器用得并不充分，他把听诊器放到奶奶肺部，几秒钟便喃喃自语：啰音、啰音。根本不像县医院的李阿姨。李阿姨要听很长时间，听了前面还会听后面。其实，听诊器只是老中医看病的前奏，重头戏是把脉、开药方。

一次，四叔按惯例把一只枕头放到老中医面前，奶奶默契地把手腕搭到枕头上。老中医一边轻轻抖抖袖子，一边微微昂起头，然后把三根手指搭到奶奶的手腕上。他神情高傲，双目微闭，不久便气如龟息，似动不动，像个入定的高僧。过了一会儿，偶尔紧锁眉头，偶尔又微微睁眼。这时，全家人都屏住了呼吸，奶奶的咳嗽都憋回去了，灶间的大姑慌忙停下手里的营生，连根葱都不敢剥，仿佛一丝声音也会误了诊断。不料，一只母鸡刚下完蛋，突然“咯咯哒……咯咯哒……”地叫起来，全家人都紧张地望向老中医。老中医从入定中惊醒，厌恶地叹了一口气，四叔一个箭步冲出去把那只没有眼力见儿的母鸡打出院子。待“咯咯哒”的声音渐渐远去，老中医重新酝酿，又一次微闭双目，又一次偶尔紧锁眉头，偶尔睁眼睛。

我摁着炕沿踮起脚想看他的药箱子里有什么，奶奶立刻狠狠地瞪我，那凶恶的神情比我带人祸害了她心爱的石榴还要恐怖。我连忙撤退，蹑手蹑脚退到院子里，“嘎”的一声敞开大门逃出院子，又“咣”的一声关上大门逃到大街上。

等我从街上回来，老中医已经换了奶奶的另一只手腕，他仍闭目龟息。良久，老中医的三根手指终于从奶奶的手腕上移开。他长舒一口气，眼观鼻，鼻观心，郑重地宣布：“木火刑金……上盛下虚……轻则咳嗽多痰，重则癫狂昏仆……”之乎者也，颇为得意。这一大套文言文就连我妈也只听个大概，而不识字的奶奶似乎心领神会：“嗯嗯！是咳嗽……是发昏……是虚，虚得头晕……”

老中医“演讲”结束，大姑已沏好茶，奶奶从一个花花纸糊的盒子里拿出一个大桃酥递给老中医：“这是青岛的桃酥，咱这里没有。利利她妈（就是我妈）专门捎回来的。兄弟你尝尝……”老中医看到桃酥，眼睛亮了一下又马上收回，半推半就地接过桃酥。桃酥大概很好吃，因为老中医嚼桃酥的时候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虽然那微笑若有似无，就像即将冒出的花骨朵儿半遮半掩。这时的老中医跟刚才居高临下的样子相比，已然判若两人。

桃酥吃完了，四叔也研好了墨。老中医从药箱里拿出一张纸，又掏出一支很细的毛笔。老中医开药方必得用毛笔，蝇头小楷，行云流水，一边写一边愤愤地说：正儿八经的中医哪能用钢笔开药方？！县里的西医用钢笔是对的。县里的年轻中医也用钢笔，不合规矩！写完，便把满满一篇小楷药方举过头顶来回抖着，以便干墨。哗啦哗啦，药方像一面旗帜在空中飘荡，而老中医像旗帜下寂寞的英雄，骄傲而孤独。这时，他的口气温和起来：“嫂子，先吃三副，忌生冷辛辣。你这个病要三分治七分养，要吃好的，不能吃咸的，不能出力，不能冻着……”奶奶连连点头。

老中医开完药方奶奶就有了精神，咳嗽似乎也好了一大半。奶奶喝完汤药后什么样我已忘记，反正老中医给奶奶看了一辈子咳嗽，然而奶奶的咳嗽一辈子也没好。我妈从青岛捎回来的桃酥被老中医吃去无数。

扯远了，扯远了。老中医闻听我发烧，放下地里的活儿，背起药箱子就来到奶奶家。进了门，他仍然坐在炕边的杌子上，挂上听诊器听我的肺部，又拿出体温计给我量体温。测体温期间拿起我的小手腕把脉，依旧微闭双目、紧锁眉头。脉把完了，体温也测好了，全家人异口同声地问，怎么样？老中医坚定地说：“发高烧！”然后老中医抑扬顿挫地宣布：“胎内有风，小闺女脾胃不和，肺气虚弱……”金木水火土，心肝脾肺肾，一顿讲。当时我妈非常着急，没等他讲完就问：“发烧是肯定的，您能不能治？”老中医闻听此言顿时不悦，怎么可能还有他治不了的病？！便说：“要除根必得汤剂，眼下权宜之计是吃退烧药。药箱里只有成人的退烧药，很苦，几个月的小娃娃恐怕吃不了，只有打退烧针。”

天色已晚，我们村距离县医院好几十里且交通不便，去医院也得第二天，也只有打退烧针对付一晚上。于是，老中医从药箱里拿出针管、药水。针头刚扎到我的屁股上，我就嚎起来。我妈说我嚎得异常尖锐。

针总算打完了，但我仍然嚎了很长时间，老中医气定神闲：“打针都疼。小孩儿打针都会哭的，不要紧的。”

退烧针很有效，很快我就退了烧，安静地睡了。可是，第二天针眼周围就鼓起一个巨大的红包。这可把我妈吓坏了，她立刻抱我去了县医院找她的好朋友李阿姨。李阿姨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医术很好。李阿姨检查了一番说：“小闺女就是普通的感冒，没事的。”但她一看我屁股吓了一跳：“针眼感染了，肯定是针头消毒不严格！重点是，打错了位置！”说着，李阿姨在我右边屁股上划了个十字，平分成四个区域，她指着外侧上方的区域说：“应该打在这个部位！”而老中医几乎打在了十字交叉点上，坐骨神经就在那附近！李阿姨检查完我的腿脚说：“没事儿没事儿，幸亏这个小闺女胖，肉厚，要是扎坏了神经就瘫了！”我妈当时惊出一身冷汗，心里直突突。

李阿姨开了一些药，我的感冒很快就好了，屁股上的红包也慢慢地消了，但是，屁股上却永远留下了一个小坑。

后来，我妈回奶奶家特意找老中医询问。原来，老中医没来得及煮针头，酒精没有了，白酒也没有了，老中医居然用葡萄酒消毒！并且振振有词：“都是酒，一样的！”我妈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耐着性子给他讲了消毒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用75%的酒精消毒，着重强调了打针的正确部位，免得他继续害人。

奶奶犯了咳嗽照样去叫老中医。但从那之后，他给奶奶看咳嗽，只要我妈在场，他再也不之乎者也地说什么肝气肺气胃气了，桃酥都不吃了，但药方还是照写。蝇头小楷照旧行云流水。

其实这是一次医疗事故。从那之后，我就惧怕打针，酒精棉球往我屁股上一擦我就挣扎、嚎叫。李阿姨说，人的身体也是有记忆的，身体的记忆是终生的。李阿姨说得没错，心理学也有这样的说法。

这件事让我妈懊恼了一辈子，她经常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地讲，最后总要说：“我当时怎么能让这么个庸医给你看病？！腚上的坑再也消不了了……”我说：“一点儿都没事，我能跑能跳，干啥也不碍事，而且我都不记得了。”但任凭我怎么说，我妈总不能释怀。直到我妈去世前几天，还说起这事。

（原刊于《辽河》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