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旅途，坎坷不平，有明月也有风雪。决定人生走向的，实际上只有关键的几步。而这几步中的每一步，都如走在人生的岔路口，走对了就是坦途，走错了就可能是歧途。我的高中，就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重要拐点。

1958年夏，我即将从营口市“三中”毕业。班主任赵老师，冒着炎炎烈日，骑车十几里，来到城乡接合部的一片苇塘环抱的“北地号”平民区。平民区里的一座红砖垒墙、泥草盖顶的老屋是我的家。赵老师为人忠厚、朴实，曾在市“一中”担任过我姐姐的班主任，与我父亲早就认识，而且很谈得来。母亲给赵老师倒了一杯热水。赵老师说：“我是来和你们商量事儿的。你这两个儿子念书都不错，年龄又小，去工厂干活太早，还是应该让他俩上高中。只要家里同意，学校考虑保送。”当时我家很穷，父亲很纠结。父亲在合作社当营业员，收入微薄，况且他已经67岁了，还染上了肺结核，随时都可能上不了班。父亲说：“每人每月8元钱的伙食费，实在太高了，家里拿不起呀。”赵老师说：“克服几年吧，孩子前途要紧。”一旁的母亲说：“孩子的姥爷在世时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孩子念书。”母亲从抽屉里拿出从姥爷家带来的一个铜板条。它有六七寸长，约一寸宽，上面是汉代名臣朱买臣背柴火、刻苦读书的雕刻。实际上，母亲时不时就拿出铜板条，给我们讲朱买臣的故事。母亲说：“只要孩子争气，让他们念吧。走一步看一步，天无绝人之路。”父亲沉默片刻，说：“俩孩儿选一个上学吧。”结果，二哥让我念高中。后来，二哥被保送到了一所不收伙食费的军工系统的院校。

营口市高级中学当年是省重点，校舍离辽河边也就一百多米远。隔河相望，目光穿过河北岸的芦苇荡，可以看见造纸厂高耸入云的烟筒和七层楼的厂房。我家就在造纸厂旁边。学校与市政府就隔个广场。周边很多欧式建筑。学校的礼堂是原先的教堂改的。教堂原来的窗已被普通玻璃窗代替，墙上刻的金句基本被涂盖，但也有“漏网之鱼”。教堂的阁楼改为学生宿舍。教学楼主楼是红砖砌的二层欧式建筑，红色地板，很宽敞，后也改为学生宿舍。学校的图书馆和高三教室，是俄国领事馆旧址。学校办公区和教研室是一层灰砖灰瓦的老建筑，非常雅致。我能在这儿读书，真有心旷神怡之感。我心想，我可得好好学习，否则谁都对不起。同班同学中营口市的生源约占一半，从营口县、盖县、海城考来的尖子生约占一半。那时，我们大多家庭成分好，团员多，年龄偏大。班长、团支部书记都是外地生。我担任班级学习委员，但我不是团员。我有些不服气。初中时，我因为不满14岁未能入团。当时，研究班里的主要活动，都是开团支部会，没有我这个学习委员什么事儿，开扩大会才让我参加。所以，我把早日入团当成头等大事。但想入团并不容易，不仅品、学要好，还得和同学搞好关系。许多同学初来乍到，我不知如何交往。我向团支部书记递交了《入团申请书》。团支部书记说，你是学习委员，要帮助学习“吃劲儿”的同学提高学习成绩。我听他的话，课余专找学习“吃劲儿”的同学，一起做功课。当然，我找的都是男生。因为与不熟悉的女生在一起，我常常不知如何是好。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半年过去，班里竟然没发展一个新团员。

1959年元旦，我被评为校优秀学生。大红榜高挂在礼堂门口。会上，我领到了一个当时还是稀罕物的，布面、带不锈钢弹簧板的文件夹（我非常珍惜。这文件夹跟我走南闯北，虽已斑驳，但保存至今）。几位从“三中”来的学姐，见面就夸我。有学姐还买了学校制作的“教学楼照片贺年卡”，送我作纪念。六十多年了，我仍然保存着。其中有一位陈姓学姐，我们不在一个班，是在初中参加营口市中学生军事夏令营时认识的。在夏令营里，我年龄最小，个子也矮。陈姐喜欢叫我“小不点儿”。我对她直呼其名。她对我是真关心。她家离学校就隔两条街，因此，不在学校食宿。学校食堂以喝粥为主，学生喝饱了，很快就饿了。她经常约我到她家吃饭。每次都给我盛一大碗高粱米干饭。我一个人在炕桌上吃，她就坐在炕沿上，看着我。我们常在一起聊普希金、莱蒙托夫、高尔基的作品。平时，在学校，我们很少碰面，但碰上了，她就会约我到她家去玩儿。实际上，就是到她家边吃饭边聊天。我真觉得，她就是我的邻家姐姐。她有一个哥哥，小提琴拉得很好，但曲调多带伤感。我问陈姐，你哥不工作吗？她忧郁地对我说，她哥染了肺结核，很难治好，还怕传染别人。我顿时也伤感起来，因为我在沈阳的姐姐也染了肺结核，在辽阳峨眉疗养院疗养。想起姐姐，我既担心又害怕。后来，我就不怎么去她家了。她在毕业前，与班里姓聂的女生在操场约我聊天。她说她不考大学了，准备到大连找工作。我对陈姐说了很多感谢的话。一旁姓聂的女生，水灵灵的大眼睛，梳两根大辫子，长得很漂亮。我心想，她是《少年维特之烦恼》里的绿蒂吗？后来，我知道她与同班的杨姓同学处了对象。毕业后，我便与陈姐失去了联系。

1959年初，在物理老师的带领下，学校操场垒砌了许多内砖外泥的小高炉。学校号召学生去捡废铜烂铁。我积极参与，甚至跑回离校20来里地的家附近去找废铁。年底，学校还在西边隔两条街的教工食堂院里，成立了印刷厂。我被调到印刷厂去学拣字和排版。印刷机是营口日报社淘汰下来的，铅字是营口日报社印刷厂用过的。那年放寒假了，我骑着无铃、无挡泥板、链条直打滑的破旧自行车，经常冒着严寒往学校印刷厂跑。后来，学校又搞起“超声波”——钢管压出扁平细缝，冲出来的水或气形成超声波，可以去除污垢。我响应号召，把家里唯一值钱的自行车捐献了。这年临冬，学校决定成立理科班、文科班，高二考大学，学生自己报名，学校最后审查。这在学校引起不小的震动。当时，父亲生病在家，家里收入微薄。鬓角已花白的母亲，冒着酷暑和严寒，到造纸厂存自行车的库房门口卖香烟。大哥有时寄点儿钱来，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为减轻家中负担，我决定报理科班，并获得学校批准。当时我还担任语文课课代表。全班也就三十多个学生，不仅年龄都比我大，而且个头都比我高。班长还是我初中同班时的班长，姓高。他比我至少大两岁，他父亲与我父亲曾经是合作社的同事。他哥哥任造纸厂厂长。我们经常一起复习功课。其他同学基本都是新认识的，不乏尖子生。临高考前的几个月，我们就随意插到高三班一起复习备考了。

记起有一年中秋过后，学校组织我们去三岔河附近的公社参加秋收活动。我们住农民家里，干活儿起早贪黑，主要的活儿是割谷子，虽然累得腰酸腿疼，但饭管饱，而且是黄黏米干饭。没有料到的是，饭吃多了，我的胃犯病了，疼痛难忍。早晨、中午只能喝一点儿米汤，根本下不了地。把情况向老师报告，老师让我回家休息。趁太阳还高，我背上行李往家走。从学校来公社和由公社往我家走，不完全是一条路。但我知道大概的方向。走到辽河堤坝上，我就认识路了。因为，每次去离石佛公社不远的姨家，都要走堤坝。穿过后刘家、白草洼，就看见造纸厂的高楼和大烟筒了，这就是地标。走在高粱地里的一条弯弯曲曲、坎坷不平的小路上，前后不见人。想起有人说，乡下有狼，我胆怯起来。路上听到不远的村庄传来女人凄惨的哭声，我仔细听，是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在痛哭。晚风习习，吹着高粱的秆、叶沙沙作响。我饿着肚子，浑身冒着虚汗，只看路，不看天，终于听见流水声。我知道河岸快到了，顺着河岸走，路过旱河桥就离家不远了。远处的灯光依稀可见，我坐在河堤上休息。看有路人经过，我警惕起来。我站起身，让人过去才动身。到家后，没有敢对父母说早回来的原因。

农忙以后，我们班就投入备考阶段。在寒假以前，要把高二和高三的课程学完。老师只是提纲挈领地讲一讲，然后，靠自己复习。理科班不再学高三的历史、地理了，也没有时间与同学去讨论普希金、屠格涅夫了。但我还是把历史、地理书找来当小说浏览。俄语，我很喜欢学，后得知高考不考外语，但学校要考核，也是马虎不得。寒假，学校食堂不开伙，住市内的同学经常到教室复习功课。我因学校离家远，很少去。偶尔到市内同学家，见人家青堂瓦舍，地板条案，很是羡慕。进入高三备考的班级，我几乎每天前半夜都不睡觉，后半夜肚子开始饿。因为白天喝的是稀饭，所以同学们经常起夜。夜里很冷，起夜得穿厚衣服，出楼找厕所。厕所隔一个操场，小便回来睡意全无。我的神经衰弱严重到彻夜无眠。临高考前一个月，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经常在教室复习到下半夜。老师经常来把我们撵回宿舍。说起来没人信，我觉得当时一个月都几乎没睡觉。那时，是先报志愿，后发录取通知书。我报了中国医科大学，那是胡乱报的。下面的志愿是吉林工业大学。主要考虑这所学校的助学金好申请，而且学校稳坐机械部所属院校的“头把交椅”。况且，长春离家也不远。

那年高考作文题目是《劳动一日》《幸福的一天》，二选一。我两个都写了。交卷之前，觉得《劳动一日》就是写下乡劳动，从早到晚的流水账，觉得没劲，就划掉了，留下《幸福的一天》。作文写的是在市府广场参加“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的心情。物理、化学觉得考得可以。不过，数学没有考好，有一道解析几何大题，我不会。但考完试也如释重负。父亲身体好了一些，又到合作社去上班了。八月初，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了父亲单位。我被吉林工业大学录取了。我一蹦三尺高。老父亲为我高兴。父亲的同事对我父亲说：“你的几个儿子都这么有出息，你老头儿有福啊。”回到家里，父亲问我，几年毕业？我不敢说五年，怕父亲没盼头。我就说，三年，还有两年是实习。那时，大学不收学费，伙食有补助，大哥答应每月给我寄点儿钱。这样，不用花家里多少钱。

我1965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第一机械部。这是校、系领导的考核和班主任老师推荐的结果，实现了我与在北京的大哥、二哥会合的梦想。父亲知道我进京了，高兴万分。回想起来，如果我按部就班地念三年高中，真不知今后的命运如何。抚今追昔，我高二考大学真是人生的正确选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