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在一个秋天，她突然出现了。隐约记得她高高的，香香的。

那一年我六岁，我和妈妈住在姥姥家有两三年了。

姥姥家只剩下年近三十的三舅没成家了，姥姥很着急。

她是经媒人介绍来的，妈妈让我管她叫姨。她一头玄青的长发，吊起马尾，马尾上的头绳上拴了两个塑料小苹果。她唇上的口红，红艳艳的。

相亲，当地话叫打对面。登门了解彼此的家庭状况，叫看家。女方也可以小住几日，以便进一步了解。

她来姥姥家小住了几日。

每到晚上，姥姥家外屋的大炕上，挤满了我们连老带小四个女的，三舅和姥爷则去了里屋。

我挨着她躺下，侧身朝向她。每晚临睡前，她都会摘下头绳，用双手向后撩一下头发，让头发漫过枕头的另一边，乖乖地随炕沿垂落。她的头发下垂，都快要碰到地面了，像青幔。

那条挂有两个塑料小苹果的头绳就放在她的枕边，同时，也近在我的眼前。我很喜欢她的头绳，想用手去拿来玩，却不敢。

农历八月十五到了，农村都有赏月的习俗。月光下，姥姥准备好了供品：新出土的花生、黄元帅苹果、红枣、月饼。

小院里，有几分凉意。秋天独有的味道，轻而易举地撬开了我所有的感官。我站在门口仰望，月亮已经升起，随之升起的还有香炉碗中的袅袅轻烟。

她说：“躲到门后去，一会儿你就会看见月亮上的小白兔来供桌上拿月饼。”

“它为什么拿月饼？”

“它要拿月饼回月亮上，给嫦娥。”

嫦娥？嫦娥是谁？她为什么不自己下来拿？

我想问，可我怕耽误小白兔拿月饼，便急促地跑离院子，扒着门缝儿瞧。过了许久，我并未见到小白兔，直到赏月结束，姥姥撤了供桌。

那天晚上，我的小脑袋里演示了一个过程：月亮上飞下来一只小白兔，它悄悄地跳到供桌上，啃了几口什锦馅月饼，又剥了几枚花生，最后连吃带拿，捧起四块月饼飞回月亮上。最后，它还很友好，给我留了一块月饼。

一天下午，在家人忙着做晚饭的当儿，她见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发呆，说：“咱俩玩儿点什么吧！”

我心里的花“歘”地一下开了。可玩什么呢？

我疑惑的时候，她说：“来，咱俩用头绳踢毽子。”

说着，她扯下头绳扔给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碰她的头绳，不但可以碰，还可以踢。

在院子里，我们分别站在东西两端，两个拴在一起的小苹果在空中飞来飞去，我的笑声和“毽子”一同飞上了天。

原来，头绳不止可以绑头发。

刚踢了几个回合，在果园里干完活儿的姥爷回来了。一进大门口，姥爷的脸上就降了霜儿，用嗓子眼儿“哼”了一声，便回屋了。

我们原地立正站好，随即也灰溜溜地跟进了屋。

那晚，我亲眼见她喝大米粥时，口红染红了碗里的米汤，可她硬是喝下了肚。

一个月后，她又来了，和三舅渐渐熟悉了。

一天，我、她和三舅一起去大河边洗衣服。

衣服其实是用肥皂事先在家里搓好的，我们只需在大河里淘下肥皂沫就行。水凉得很，她说她不拧衣服，免得衣服出皱。她便把衣服沾了沾水，直接捞出来，水汤汤地放在大盆子里，端着盆回了家。

衣服被她直接挂在晾衣绳上，像下雨了一般，滴滴答答。我和她在绳下走了好几圈，水滴落在我们的头上、肩上，清凉凉的。我俩笑着、闹着。

入冬的一个清晨，三舅拿着她送的衣服去她家。临行时，姥姥说：“看看还有没有落下的东西。”

下午，三舅回来，姥姥问：“你怎么跟人家说的？”

“我就说我们不合适。”

“她又是怎么说的呢？”

“她没说什么。”

从此，我再没见过她。

二十余年后的某一天，我偶然听人说，她没生孩子，过得不尽如人意。

她终究没成为我的三舅妈。该是怎样的人家，才能配得上她的自由与浪漫？

她满足了我所有可以跳出条条框框的念想。就像是天上的云，可以是白的、灰的，也可以是黑的、红的。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可以云山雾罩，也可以漫天化雨。抑或，天上的可能并不是云，是一朵大白花、一团柳絮……总之，你大可随意。

如果换成现在，我的三舅妈该是她了吧。

车壳子

道旁，一辆旧客车，白底，车腰处绕了两条红道道，车轱辘和座位早被卸掉了，空留一副锈迹斑驳的壳儿。

那时的路是土路，机动车少有。路上慢悠悠走的，大多是牛车、马车、自行车。这空车壳子置于路旁，并不耽搁路上的车正常通行。

村里有个李大山，人称巧手，素日里好鼓捣东西，擅长修鞋。他有小儿麻痹症，即便架拐，也一扭一扭的，有时还一弹一弹的，像踩上了弹簧。肤色灰蒙蒙的，一气儿灰到脖子根儿。

不知是哪天，李大山入住了这辆空车壳子。他将车窗擦拭了一遍，在前挡风大玻璃窗内挂上了女孩子喜欢的耳坠和项链。

我的第一对耳坠就是在他那里买的。耳坠是一对红色的陶瓷小花瓶，小花瓶上点缀了两朵小白花。小花瓶不过半寸高，极为精致。毕竟是小孩子的饰品，耳坠是螺丝扣的，挂到耳垂处，可以拧，能调松紧。

后来，我又相继从他那里买了两条项链，塑料珠子的，一条红色，一条橘色。

上车往里去，有个空地儿，有个铁鞋拐子，旁边的鞋盒子里放着小钉子、鞋掌、小锤子之类的工具。

起初，来找他修鞋的少。大家多是穿布鞋，鞋坏了，自己就用针线缝一缝。

到了冬天，李大山在车壳子里盘了个火炉，红砖头围上几圈，黄泥抹缝，烟囱伸到窗外，滚滚白烟，乍一看，仿佛蒸汽汽车在缓缓行驶。

村里的冬天，人们闲得除了慵倦毫无别趣。一些人整日围坐在这个火炉旁，卷着旱烟丝，边抽，边唠闲嗑。李大山从人们的闲聊里知道，村里马上就要修路了。

立春后，大卡车来了，工人在路的两旁，每隔五米卸一堆沙子。村里有人定时扬沙护路。

又过了三五年光景，村里的人开始流行穿皮鞋，连我这样的小孩子在过年时都能捞着双上好的牛皮鞋了。

渐渐地，李大山的车壳子修鞋摊热闹起来了，整日“叮叮当当”。他在手摇补鞋机前干脆放两个小马扎，那个鞋盒子里的工具也渐渐多了，鞋底刀、锉刀、强力胶水、锥子、钩针……散发着铁锈味儿。

没多久，村里下通知——修柏油路。

这下可急坏了李大山，他怕清理路面时保不住车壳子。谁知村委会主任早就知道他生活困难，需要帮助，便把车壳子拖到路对面的一栋小房子的前院里。这是栋废弃的半地穴式房子，门靠最左边，进屋时需下两三磴台阶，窗户下沿与路面相平，贴着窗玻璃能看见行人的脚踝。

李大山搬进了这栋房子，车壳子真的成了车壳子。

柏油路修好了，宽阔平坦，伸向了远方，成了这座村落与外界相连接的纽带。行道树位列柏油路两边，蓊蓊郁郁。

路上，机动车越来越多了，车壳子斜对过，新开了一家修车店。

柏油路修好了，村里的苹果销路就好了。

农历九月初九一过，苹果就下了树，引来了收苹果的老客，他们相中了李大山家门前的大院子和车壳子。

红彤彤的苹果在院里堆成了山，当地妇女成了临时雇工，卡板量苹果、选苹果、包苹果，一气呵成，苹果入了纸壳箱。

李大山帮雇工们热饭、烧水，偶尔也给老客下碗面条，炉子上连日热气腾腾，屋子里满是烟火气。

赶上晌午，秋阳落满院子，李大山拿起大扫帚，一瘸一拐地挪着步子，扫着翩翩打旋儿又随即落了地的叶儿，仿佛扫走的不是叶儿，是寂寞。

老客收完了几货车苹果，临走时，从皮夹里抽出几张百元大钞塞给了李大山。四季里，就数这一季最热闹了，李大山笑了。

修鞋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把穿坏了的鞋直接丢掉。

一天，我拎了两双鞋进了李大山的小房子，屋内旱烟味、咳嗽声混成一团，眼见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我的两双鞋，一双需要钉个前掌，一双需要粘胶，他对症下药，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

我特意看看他那双大手，这怎么能和“巧”手挨上边儿呢？他的手指骨节又粗又大，黑黢黢的，就像葡萄的虬枝一般，弯弯曲曲。手指头磨得乌亮，右手食指的指甲被老旱烟熏成了浓浓的黄褐色。

一年后，李大山离世。

我问妈，李大山怎么走的？

老了呗，村里送他去医院，他不去，死也要陪着车壳子。

李大山走了，像依旧留在大院子里的车壳子，曾被遗弃过，又被需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