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任 杰 讲述者 赵树发

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故事写在脸上。有的人低调了一辈子，他平凡的外表下，根本看不出曾经有过一段传奇的故事。他的波澜不惊根植于内心的淳朴，比如我大伯。如果最后他没有说出遗愿，我至今都不会知道他的内心居然藏着一个足以让我们整个家族为之骄傲的秘密。

我的父辈哥六个，我父亲排行老三。1939年，我爷爷和我奶奶携长子、次子和未满两周岁的我父亲从山东莱阳县南墅乡萌山村出发，逃荒到了营口，还有一种说法叫“闯关东”。

落脚到盖州市九寨镇九寨村后，我奶奶又生下了我四叔、五叔、六叔和我老姑。在我小时候，九寨村村部的外墙上，画着我爷爷逃荒到营口的宣传画，画上我爷爷挑着扁担，扁担后面挂的是当时他的全部家当，前面的柳条筐里装着我的父亲。

我上小学时，我奶奶还带着全家老小，被大客车接到县里的大礼堂作忆苦思甜报告。我爷爷和我奶奶能有这种待遇，得益于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并在1955年退役回乡务农的我大伯。我大伯是我们家族里的第一位党员。

从我记事起，我大伯就是一个“老头儿”了，所以我与他很少交流。尤其是在我考上了熊岳高中，离开农村老家后，与他见面的次数更是少得可怜。

2004年春天，我大伯不知从哪听到信儿，说政府要为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军人盖房子，他兴奋得不得了，打电话给我，让我帮他起草一份申请书。第二天，我就驱车赶回老家，并有机会和我大伯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我大伯叫赵新贵，1946年参军入伍。那年他16岁，站着比枪高不了多少。按照我大伯的说法，他之所以去当兵，是想减轻家里的负担，至少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当时，共产党部队在城郊设有征兵点。我大伯从家里出来没走多远，就在熊岳城附近遇到了共产党部队设置的征兵点。我大伯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军了，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一员，后来这支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特种兵战车师”。

战争年代，我大伯不是在打仗就是在赶往打仗的路上，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的，全然没有规律，所以我大伯的身体发育受到了影响，始终是瘦小干枯的样子，跟一米七八的我父亲站在一起根本不像是哥俩儿。

我大伯从参加游击战开始，到国共决战，再到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数百次，他身边的战友大多非死即伤，我大伯不仅幸运地活了下来，而且身上没留下任何伤痕。为此，我曾调侃他：“是不是你打仗不够勇敢啊？”我大伯当即就火了，说：“我不是胆小鬼，真正打仗的时候没有害怕的，一声令下，都往前冲，要不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为了增加说服力，他还特意从箱底儿翻出几枚奖章来。我看了看，虽然没有太大的功勋，但至少能证明我大伯是个合格的革命军人。

我大伯性格木讷，不善言谈，但谈起他在战场上的经历，还是滔滔不绝，显然那段历史已经深深地刻在了他的骨子里。在接下来的交谈中，我逐渐了解了我大伯的战斗经历，我把他的“幸运”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我大伯刚当兵的时候还是个“孩子”，真正冲锋起来，战友们没有理由不照顾他。而且，当时打的是游击战，本身伤亡就少。第二，国共决战的时候，我大伯已经不在作战一线了，而是到后方战地医院当起了卫生员。第三，抗美援朝战争时，我大伯虽然再次被派往前线，但他所在的部队是坦克团，我大伯是坦克的填炮手，美军要想伤害他，得问问苏联造的坦克同意不同意。还有就是，我大伯一米六几的个头，身材瘦小，被子弹打中的几率自然也就小了，不过这个说法多少有点儿牵强。

提到抗美援朝战争，我大伯说，他所在的坦克独立第一团是第二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时间是1951年夏天。在此之前，他们在哈尔滨集训了三个月。

说着说着，我大伯突然兴奋起来，而且语出惊人。我大伯说他们进入朝鲜不久就赶上一场硬仗，时间是1951年11月至12月。我大伯说的是什么战役、在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后来我查阅了相关资料，那个时间段没有大的战役，我大伯他们打的很可能是遭遇战或伏击战，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还称不上战役。

我大伯说，就在那次战斗中，他和他的战友们缴获了一辆美军坦克，那辆坦克现在就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下简称军博）。听到这儿，我顿时瞪大了眼睛，有这样战功的我大伯怎么还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呢？

我问他是怎么缴获的。我大伯说是在追击美军时缴获的，那辆坦克落单了，他们没怎么费劲，追上去，用粗尼龙绳把那辆坦克套住，然后拴在树上它就跑不掉了。看我不信，我大伯进一步解释说，那辆美军坦克是履带式的，比他们驾驶的苏联链轨坦克轻一半还多。虽然我大伯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知道能取得这样的战绩，绝不会像我大伯说得那么简单。

1954年初，我大伯从朝鲜战场回国后，随部队在东北休整，后来，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部队开始大规模改编，所有人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部队领导征求我大伯意见时，我大伯选择了回乡务农。我大伯说，为国我已经尽力了，应该回家尽孝了。其实，我大伯选择退役，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觉得在部队已经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我大伯没上过学、没有文化，当了十余年兵，打了那么多仗也才是个班长。打仗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而且，那时家里已经分了地，作为长子的我大伯觉得自己也应该为家里尽点义务了。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在我大伯的鼓励下，我父亲、我六叔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再后来，我六叔的儿子和我的儿子都有过当兵的光荣历史，我们家族的军人血脉，现在已经赓续了三代人。

2005年末，我大伯感觉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居然得了癌症。在卧床之前，我大伯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去北京军博看一眼他缴获的那辆坦克。我大伯想让镇里给出往来的费用。接待他的是一个刚入职的年轻人，年轻人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我大伯的诉求是什么。

我大伯那时可能已经糊涂了，说到底这是他自己的私事，怎么能让镇里给解决路费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大伯去镇里这件事他跟任何人都没说。他想去北京军博这件事儿，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那时，我大伯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2006年3月17日，我大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享年76岁。从发病到离世不到四个月时间，他理智地拒绝了手术和治疗，坚强地与病魔抗争，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尽管他还有这样或那样的遗憾，我看得出来，经历过无数次枪林弹雨的我大伯，他的离世，称得上是战士的死亡。

2012年秋天，我去北京出差，虽然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但我还是抽出了半天时间，去了一趟军博。不巧的是，军博正在进行改造，坦克展区只能看到一少部分，而且四周还被网状的绿苫布围着，根本看不到坦克的展牌上写了什么。我无法确定哪一辆坦克是我大伯缴获的，只能遗憾地出来了。

军博的工作人员了解了我的意图后告诉我，北京理工大学的校园里存放着一辆志愿军缴获的美军坦克。我一听立刻来了精神，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我发现那是一辆重型坦克，坦克车身的一面还有不少枪眼。我断定，它不可能是我大伯和他的战友缴获的那辆，因为我大伯说他们缴获的那辆坦克是完好无损的。我大伯说，他们曾试图把那辆坦克派上用场，无奈的是，他们都是大老粗，根本无法启动和驾驶当时的那种高科技装备。

2020年10月，我去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纪念馆里面也有志愿军缴获美军坦克的记录，还有几个志愿军战士站在坦克前的照片。照片很模糊，我戴上老花镜仔仔细细看了十多分钟，最终也没能看清里面有没有我大伯。不过，从讲解员的讲述里，我了解了一些相关的情况。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缴获了很多辆美军坦克，有重型坦克，也有轻型坦克，只是拉回国的很少。大多数的坦克是被志愿军的地雷或手雷炸毁后缴获的。如此说来，我大伯他们缴获的那辆坦克还真是个例外。

当时的朝鲜战场，重要战役都有随军记者，比如云山战役、长津湖战役、德川战役等等，都有缴获美军坦克的记录和照片。有个叫张崇岫的战地记者就拍摄了上百张志愿军缴获美军坦克的照片。我猜想，大概是我大伯参加的那场战斗不怎么有名气，也没有随军记者，当然也就没有具体的资料保存下来。

2023年9月，我们全家去北京旅游，我特意留出一天时间参观军博。军博展厅内陈列的实物，佐证了中国革命的艰难、困苦，佐证了信念的力量，佐证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硬道理，佐证了今天的和平弥足珍贵。

军博地下一层是坦克、火炮、装甲车展区。转了几圈后，我在一辆美式坦克面前驻足了至少一个小时。这辆坦克自重十六吨，旁边不远处的苏联坦克自重是三十三吨。按照我大伯的描述，结合展牌上写的这辆坦克缴获的时间，我认定这辆美军坦克应该就是我大伯和他的战友们缴获的。讲解员说，这种履带式自行高射炮射程很远，威力大，射速奇高，适合中远距离压制志愿军冲锋部队。其高爆弹的威力，比手榴弹要大得多，几分钟内就可以覆盖一片地区。志愿军多次吃过它的亏，把它叫作双管坦克。

经过反复确认后，我喊来我的儿子，我儿子拉来了我的孙子，我们爷仨在这辆坦克面前恭恭敬敬地照了张合影，算是替我大伯完成了他的遗愿。

在军博，想起那些牺牲的革命先烈，我沉重而肃穆；在军博，想起我大伯，我潸然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