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 宇 魏秀葵 隋春波 赵 颖 仲属宁 王 姝

引言

1931年至1945年，东北三省被日伪残酷统治。校园学子每天要到操场上举行“朝会”，向日本天皇“遥拜”，背诵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唱伪满洲国和日本“国歌”，大好时光被迫学日文、去“勤劳奉仕”（强制劳动），不准看中国地图，不准学中国历史，不准说自己是中国人……生活在本国国土上的中国民众，吃大米是“经济犯”，发表不满言论是“思想犯”，稍有反抗，全家株连，抓入监狱受尽折磨直至被杀是“政治犯”。然而，漫漫长夜之下，一些进步青少年正在进行秘密抗争——

盖州市归州街道归州村辖区内有座三官庙，上世纪30年代初，当地乡贤将之修缮后开办学堂，时名盖平县三区归州两级学校。7月29日，记者与原市史志办主任韩晓东乘车来到此处。阳光下，林木依依，古庙寂寂。“9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一位年轻的国文教师带领学生们诵读鲁迅的《呐喊》。”韩晓东的话语，将记者的思绪带到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耳畔似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引领众人齐唱：

“朝霞灿烂，一朵太阳红，

光华雄浑照碧空；

霁色锁川原，川原形势雄，

龙蟠虎踞无终穷。

请看我山河，山河真光宠；

请问我责任，责任真綦重。

用我好身手，趁此晨光熊，

砥砺磨砻，使我精力充。

他日破浪趁长风，宇宙任驰骋。

好友好友莫等闲，一刻千金重！”

这首创作于1934年的《朝会歌》，作者名叫花喜露。

为了深入挖掘花喜露当年青春作笔，正义为墨与敌斗争的整个经过，记者辗转联系到花喜露的孙子花启宏，希望能通过他采访花喜露的儿子花友藩、女儿花铁虹。然而，花友藩生病住院；花铁虹早年前往四川后，便与家人断了联系。

得知王丹群（花喜露的爱人）曾在辽宁中医学院工作过后，记者又与该院退休处一位老教师取得联系。经多次沟通并反复说明情况，老教师给记者寄来一本《东北革命作家——田贲（诗文纪念集）》。此后，记者再与辽宁省教育厅退休干部、著名历史学者齐红深作了深入交流。其编著的《黑暗下的星火——伪满洲国文学青年及日本当事人口述》与《东北革命作家——田贲（诗文纪念集）》，共同为全面呈现花喜露的英勇事迹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支撑，让那段尘封的历史逐渐清晰起来……

师者风范

花喜露（1912—1946），满族，满姓伊拉里·华色，原名花禧禄，笔名田贲、灵莎、L·S、哭夜郎、田芜、米凯、铁讷、黑田贲夫、青山草草、山川草草、东门焕、公孙燕、提耳、洪芦、曾鲁、王瞻、弱士等，生于辽宁省盖平县熊岳城三区孤家子屯（今盖州市九垄地街道东达营村）。据郭世魁（花喜露的同学、同事）所写的《花喜露的童年》一文记载，其父花永安读过私塾，历史知识丰富，长期务农；母亲赵氏，出身仕宦人家，没读过书，但会背《千字文》《三字经》等。受母亲影响，花喜露四五岁时就能背诵一些韵文，编上几句顺口溜，还喜欢画画，尤爱梅花。

1921年入私塾，1923年就读熊岳城三区范屯学堂，后入熊岳城高等小学、盖平县西关中学，1930年考入奉天（今沈阳）辽宁第一高中（文科）。因家境贫穷，花喜露只在该校就读一年，后转入奉天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校址在盖平县，后迁往海城）。

据花友藩在《我的爸爸》一文中介绍：“爸爸虽然在沈阳只念过一年书，但对他这个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孩子来说，却是见到了大世界。当时，打倒列强、抵制日货的浪潮日渐高涨，在他的心灵里播下了反帝爱国的种子。他爱书如命，从沈阳回来时，除了路费外，所有的钱都用在买书上了，装了满满一大箱子和一柳条包。”

花喜露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等进步作家的作品，涉猎了高尔基、托尔斯泰等外国文学巨匠的名著，开阔了眼界，萌发了革命思想。他酷爱鲁迅作品，特别尊崇这位“以笔作匕首、投枪”的伟大作家。

1934年毕业后，花喜露回盖平县三区归州村两级学校任国文教师，后调到团瓢分校、康宁堡国民优级学校、熊岳第二优级学校做教员。郭世魁描述：“他中等个儿，团脸儿，阔鼻大眼，衣着朴素，不拘小节，刚直不阿，热爱学生。他讲起课来，声音洪亮，生动形象，兴之所至，则高声朗诵，情绪饱满，富有感染力。学生精神，无不为之统摄。”

花友藩介绍说：“不少学生在校住宿，爸爸晚上就给他们辅导，家在附近的同学晚上也经常来。他从来不讲课本上有关‘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内容，而讲他自己编选、刻印的补充教材，如《伐檀》《硕鼠》《黍离》等。他办墙报，校刊《飞浪》《春潮》双周刊，办阅览室、读书会。他经常给学生讲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讲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现实。”

花喜露还自创“课文”如：

“冬”的尾巴还在颤抖，

“春”就要来了。

春天，可爱的春天，

你来，你快来呀，

我们正在等候着你。

你有红的花开，

你有绿的草长，

花香和鸟语，

你会迷醉这整个的世界。

据花喜露的学生石岱宗（后用名卞和之）在《初识花喜露》一文中回忆：“1934年，我在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学校五年级读书。新学期开始，教国文的迟老师调走了，代替他的是一位年轻老师。这个人中等身材，两眼炯炯有神。课堂上喜欢岔开两腿，把双手按住教桌的两个桌角，向上一蹿一蹿地对我们讲课。写黑板字由于用力过大，经常把木制的黑板震得咚咚响，并总得弯腰去拾起一些被用断了的落在地上的粉笔头……这位老师就是花喜露。”

王丹群（原名王凤云，笔名田丹）在《“鲁迅文学研究社”成立》一文中回忆：

“1936年春，我从吉林省九台县城关女子小学转到盖平县归州村两级学校读书。我的班主任老师是花喜露。

“来到这所学校后，我觉得一切都很活跃，有生气。每周六下午有学生演讲会，学校有墙报《春风》，还有成绩室，展放学生的图画和手工艺品等。花老师教我们唱《校歌》和《朝会歌》，讲文天祥、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爱国故事，启发我们的爱国热情，要我们立志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星火同人

1936年，24岁的花喜露同于家麟（笔名驼子）、李光海（笔名铁励）、王克范（笔名矜人）等在归州学校秘密成立“L·S（鲁迅）文学研究社”（对外称“灵莎文学研究社”），油印《行行》刊物，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等反满抗日文学作品。

“他们用油印机印制刊物《行行》，封面是花老师画的一幅画：三个人撑着一把雨伞在泥泞中前行。”王丹群回忆，“1937年春，我从归州村两级学校毕业，考进盖平县立女子中学。花老师和我们离开学校的同学保持联系，经常给我写信要我写稿，并寄给我鲁迅、巴金、郭沫若、丁玲等作家的著作，还有《战争与和平》《钦差大臣》《娜拉》《死魂灵》《母亲》等外国文学名著。这些书开阔了我的眼界，使我看到了更大的天地。

“1937年寒假，花老师写信告诉我：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学生，除了《行行》刊物，他们又秘密油印《星火》刊物。他说：我们要组织起来，用文学启迪人们的心灵，教育人们去战斗。一开始我们的力量很小，就像一点火花，但是它会越来越大。我们一个人燃起一把火，它会照亮一角，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每人燃起一把火，就会照亮整个中国。我们的组织就叫‘星火同人’吧，要把革命的星火撒向人间。”

1939年，花喜露与《营口新报》副刊总编王觉（地下国民党东北党务专干）相识后，又在《营口新报》上办起《星火》文艺副刊。每月两期的《星火》以犀利的文笔、鲜明的立场、强烈的爱国思想，像一道闪电划破敌伪统治的沉沉暗夜，给人以希望。花喜露以“田贲”为笔名，在《星火》上发表了许多作品，产生了很大影响。

那时没有邮局敢寄这类刊物，他们就托学生、商贩偷偷带，每期印几十份。到1939年，“星火同人”发展至30人左右。来年初，刊物的影响扩大到营口、本溪、复州湾（今大连）、哈尔滨等地。

花喜露赴沈阳开展地下工作后，在于家麟的领导下，盖州当地的读书会继续发展。盖平县第一国高学生领袖李昌毓（笔名舒啸）、第二国高学生领袖臧永昌（笔名臧晶）和女子国高学生侯赓芝（又名孙萌，笔名施弟）等带动起了新一批“星火同人”，自发创办反满抗日的油印刊物，如一高的《大地》、二高的《辰星》等。几所学校的学生纷纷向这些刊物投稿，读进步书籍的学生越来越多。于家麟等人遂于1943年创办了秋灯书店，作为传阅进步书刊、发展更多“星火同人”的阵地。

投身革命

1941年冬，花喜露经同乡、同学王耀纪（又名田琛，留日青年学生救国会成员，后任中共地下党长春地区负责人）介绍，参加了中共中央北方分局领导的“东北青年救亡会”， 被调往沈阳。接头的新领导也是同乡兼同学侯洛（又名由志库）、贾玉冈（又名贾毅），交给花喜露的任务是：隐蔽下来，搜集情报。

花喜露遂以大东区凌云街公所职员身份为掩护，进行伪满洲飞行株式会社（飞机制造厂）、伪奉天造兵所（兵工厂）的情报搜集工作。他住在大南街附近一间废弃的饮马房里，横竖只有五步远，阴暗、潮湿、狭窄，花喜露却为之起了个雅号“五步斋”。他每天微明起床，步行至大东门外的小饭铺吃早饭，然后夹杂在去造兵所、“满飞”的工人中，赶往凌云街公所上班。来来往往中，花喜露和工人交上了朋友。细心的他对造兵所各兵工厂的生产状况、发展方向、各种武器的性能和工人及其家属的思想、生活情况做了调查，获得了大量重要情报，及时汇报给上级。这些情报对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军进入沈阳占领重要阵地起到很大作用。

2023年，《营口春秋》刊登了王丹群的回忆文章《“五步斋”里的神秘往事》，其中写道：

1943年5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花老师的来信：“马上到奉天取东西。”当时我异常激动，心想：一定是花老师给我弄到了什么“禁书”，让我去取。星期六放学后，我急忙赶到火车站，买了去奉天的车票，当晚上了火车。

第二天一大早，我见到了花老师。他领我来到南街1段91号高家大院。进了东大门，南侧有一废弃的饮马房，即是花喜露的住所——“五步斋”。花老师打开锁，门吱吱嘎嘎地被推开。屋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停了一会儿，我才看清，屋里还有一个人，不禁吃了一惊。花喜露向我解释说：“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石岱宗。”石岱宗这个名字我早就听说过，“星火同人”之一，他为什么大白天一个人躲到屋子里呢？花老师看我满脸疑惑的神情，爽朗地说：“还愣着干什么？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不一会儿，花老师端上几张黑面烙的饼和一盆清汤，我们仨围坐在小方桌周围，拿起长短不齐的筷子吃了起来。花喜露边吃边悄悄说：“我们现在吃的是‘自由饼’，喝的是‘解放汤’，读的是马列书，做的是革命事，真是乐在其中啊！”我问：“你在这又黑暗又潮湿的小屋里怎么生活呀？”“我这‘五步斋’面积虽小容量大，光线虽暗方向明。”花老师笑答。

饭后，花老师郑重地说：“我这次让你到奉天来，是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去完成：你以石岱宗亲属的身份，将他送到奉天火车站，并平安上车，你看怎么样？”

当时，日伪当局为阻止爱国青年到解放区，在火车站等处增派了大批特务，随时搜捕可能入关的人员。一些外地青年初到奉天，人生地不熟，受到特务盘查后落入魔掌。我地下党为避免入关青年遭遇不测，便采取了用女同志扮作“亲友”送行的方式，确保了一批批优秀青年安全入关。

花老师这样信任我，我非常激动：“好，我去送他！”

很快准备妥当，我扮成石岱宗的姐姐与他一起走出“五步斋”，顺利到达南站。站台上，我亲切地嘱咐着“弟弟”早去早归，装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丝毫没有引起特务们的怀疑。

石岱宗对此深情回忆：“听了我打算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想法，花老师仔细地作了一番考虑，说：‘可以，就由你去闯一下也好。’他用深邃而又灼热的目光望着我说：‘你的目的不应只是去鲁艺学习，你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打通一条通往延安的路！’”

待假造的“出国证”等准备就绪，石岱宗前来向花老师告别。花喜露两眼闪着激奋的亮光，为他念了那首热情澎湃的长诗《到前面去》：

……到前面去

冲着暴风雨

到前面去

迎着夜光

到斗争的前面去

到铁的阵去

到力

到永久的

青春

那是花喜露在“五步斋”里尽量压低着嗓音读的，石岱宗说，“它在我的耳边却像一曲高亢而又嘹亮的进军号。”

据王丹群回忆，同年夏，党组织考虑到花喜露一个人住在“五步斋”，容易引起日伪特务怀疑，决定批准花喜露和王丹群结婚。婚后，“五步斋”经常有一些进步青年来此聚会，借阅革命刊物，还有一些希望通过花喜露介绍到关内解放区的青年。王丹群同样以“亲人”身份，巧妙地陆续送走多人入关，“五步斋”成了秘密运送进步青年入关的中转站。

同年秋末冬初，盖平县的姜毅（原名姜宗琏）、姜宗璜兄弟二人来到“五步斋”，要求到解放区去。根据各自条件和革命需要，花喜露将姜宗璜送往关内解放区，托关系把姜毅安排到满洲飞机制造厂当工人。很快，姜毅就把搜集到的飞机型号、性能、产量等情报交给花喜露，花喜露及时向上级进行汇报。

那段时间，侯洛、贾玉冈先后多次来到“五步斋”，传达党的指示，秘密布置工作。

花喜露到沈阳后，仍有许多过去的学生来向他求教。花喜露与他们亲切谈心，有时通宵达旦。他善于有针对性地进行说服教育。花喜露的学生李吉恒（笔名毅夫）、李昌毓回忆说：

“1943年年底，我们从盖平县第一国高到奉天毕业旅行，参观‘建国成就’。花老师知道后，领我们去逛贫民区。那里臭水熏人，卖破烂的到处都是，乞讨的老人、小孩，穿着破更生布的衣服，还有披麻袋片的，尤其是‘半掩门’的妓女更多。我们问花老师：‘你咋把我们领到这个破地方来呢？’他说：‘这才是真实的社会，不看看这些哪行？高楼大厦谁能住上？看一看有好处呀！’他用这个悲惨世界的现实来启发我们的思想觉悟，唤起我们对劳动者的同情、对统治者的仇恨。他的教育，更增强了我们反满抗日的决心。”

1943年12月，党组织考虑到花喜露长期住在固定地点有危险，让夫妻二人搬到小东街1段94号稍宽敞些的小屋内，姜毅住进了“五步斋”。

到我为止

贾玉冈在《田贲加入共产党》一文中回忆：“花喜露同志参加革命后，一直是我直接和他联系，他过去是用笔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敌人进行斗争的。参加革命后……除搜集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情报，还对东北文化战线做了调查研究，这对我们掌握文化战线情况起了很大作用。当时他除了写一些内部阅读材料外，也写了不少语言隐晦而有战斗力的文章，对日本殖民统治进行揭露，对当时宣扬的‘日满一心一德’‘日满协和’等汉奸文艺之类的作者和作品都有揭露和抨击。例如在《期待于今年者》一文中是这样写的：‘从羊肠路上继续微行，也要控制自己，步伐不失严正，代万民发声。即一点也好，但要力求真挚。’他做到了少写、写得精干，同时又发挥了作用。

“日本特务每年都要有一次大清查、大逮捕，而且一年比一年凶狠。1944年3月，我们已经得到了日特要行动的情报，及时和花喜露研究，同时作出决定：一是清理东西；二是一旦被捕，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在任何情况下宁肯牺牲自己，也决不暴露组织和同志。这是党的纪律，我们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有这一决心。花喜露表示，一定按党的指示做，如有不幸，‘到我为止’。”

侯洛在《怀念花喜露同志》一文中回忆说：“1944年4月中旬，花喜露同志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组织已经批准了。贾玉冈同志和我约好5月1日向他宣布，并举行简单的入党宣誓，却突然获知，他于4月28日夜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我们一直不了解被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组织对花喜露同志被捕是很重视的，甚至研究贾玉冈同志和我要不要离开沈阳。最后我们一致认为，花喜露对革命是坚定不移的，在敌人面前能实现他的誓言，能经得起敌人的监狱、法庭考验，因此决定，暂不离开沈阳。事实证明，花喜露同志被捕后，组织确实安然无恙，他确实是一个坚贞不屈的合格共产党员。”

原来，花喜露身陷一个被日寇命名为“桃园工作”的案件。“桃园工作”是对具有抵抗意识的“盖县文艺事件”进行跟踪侦察。“盖县文艺事件”即指花喜露和于家麟组织文学活动，创办灵莎文学研究社，编印《星火》《大地》《辰星》等油印刊物，办秋灯书店传播“违禁”书刊等。日寇于1944年4月底“收网”，在长春、沈阳、盖平县等地同时实施抓捕，被捕的案件核心人员33人，受牵连者200多人。

据王丹群回忆：“4月28日大清早，姜毅跑来报告，他的邻居、同学任国祥昨夜被特务抓走了。花喜露虽已搬出‘五步斋’，但床下还堆放着书籍，得马上清理。这时，地下党组织也获悉，花喜露的一个学生近日被捕。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起来。为不给敌人留下一点把柄，花喜露迅即跑到‘五步斋’清理书籍报刊，该烧的烧，该埋的埋，但有一本《政治经济学大纲》没来得及被完全烧毁。

“当天夜里9点刚过，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接着进来八九个面目狰狞的人，虽然他们说着中国话，但能认得出，他们是日本人。特务们气势汹汹地把屋里物品翻了个底朝上，《政治经济学大纲》残留部分被搜去了。我怀里抱着刚刚出生才14天的女儿，无法和丈夫说话。花喜露面对凶残的敌人十分沉着，毫无惧色。折腾到午夜，特务们把花喜露带走了……

“女儿满月这天，一群日伪特务闯进了门。他们气势汹汹地问我：‘你丈夫的同伙在哪里？领导人是谁？朋友是谁？’‘你不说，再过几天你丈夫就上断头台了，你说了就可以免死……’整整盘问了7天。我说我不识字听不懂。最后，他们威逼花喜露的弟弟花盛露写了保证书，意思是，你嫂子跑了抓你，你跑了抓你父亲及全家。另外，伪甲长负责监视我，如有行动，日伪警察随时可以逮捕。

“敌人还以各种诡秘的办法来探听情况，有时扮作花喜露的同事、朋友，有时扮成小贩，使我与其他人好像隔了一道墙，没有人敢和我说话。只有隔壁的齐贯一大哥、大嫂和他们的孩子偷偷帮助我。”

后来王丹群才知道，齐贯一夫妻俩也是秘密党员，因不属于同一条战线，彼此不知底细。

坚贞不屈

日本人知道，长期以来，中共地下组织一直在南满活动，但始终没有头绪。花喜露的作品中反满抗日情绪浓烈，又在其家搜出还未烧毁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他们简直如获至宝，认为只要用酷刑，就能迫使花喜露屈服，中共南满的地下组织就可以一网打尽。

审讯一场接着一场，花喜露被打得遍体鳞伤。然而，回到牢房，他用一小截铅笔头写下这样一首诗：

慷慨赴囚虏

挺身担大刑

愿将新血肉

烈烈试贞情

特务看硬的不行只好来软的，谄笑着请他到“会客厅恳谈”，请他吃洗好的苹果，妄图诱骗他在投降书上签字。

花喜露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心，愤怒地说：“这是中国的苹果，用不着你请。”“宁肯放弃生命，绝不改变主张。”他在牢房里写下了一生中有名的诗篇《我是王》：

我是王

端坐在恶魔的监牢

饥寒毒打全都不关我痛痒

你们卑鄙狠毒

不用趾高气扬

我知道

这里，就是我战斗的地方

……

李光海回忆，花喜露曾11次被打得昏死，却始终没吐露一个同志的名字。一次酷刑后，他虚弱地对李光海说：“我若牺牲，把这些诗传出去，让大家知道东北有不屈的中国人。”

王丹群回忆，花喜露被关在北陵留置场特务秘密分室一间刚能转开身的暗室里，每天晚7时至次日早7时的审讯从未间断，历时7个月之久。敌人为了得到党的地下组织和党员名单，对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吊大挂、过电、灌辣椒水、压杠子、皮鞭抽……但始终一无所获。

侯庚芝在《监狱是个大社会》一文中回忆说：“我知道花喜露也关押在这个监狱里，是当杂役的‘政治犯’杨野（原名杨维兴）告诉我的。他同另一个‘政治犯’每天给女监送活儿，把一捆捆衣服扔进监房。一次，他送活儿时塞给我一个小纸团，上面写着：‘我见过花喜露，他希望你们坚强。’花老师也在这里！我激动得掉下眼泪。是的，‘暗室里没有日光，我胸怀十万个太阳。’这是花老师在狱中写的诗，他不愧是共产党员，不愧是宁死不屈的中国人！他坚贞不屈的表现，对我们无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力量。”

郁其文（原名郁庆令，笔名铁汉）在《田贲的狱中斗争》一文中回忆说：“我被日寇逮捕后，关押在沈阳小南门里第一监狱。这里每顿只给囚徒一个饭坨，就是又粗又红，夹杂着沙子、老鼠粪的高粱米饭团，能有二两来重。有时只给几粒盐或一小片咸菜，有时是浮着白菜叶的清汤。饥饿、疾病、毒打，折磨着每一位难友。

“然而，在难友中间，流传着花喜露与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传来传去，有的甚至带上了传奇色彩……”

梅花素心

王丹群回忆说：“1945年春，花喜露从北陵留置场转到沈阳小南门里第一监狱，可以送东西了。他在狱中写了许多诗，有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谁也不知道》《暗室》，有浩气冲霄的《咏梅》《无题》和《我是王》，这些诗是由一个叫大程的人秘密交给我的。他不告诉我真实姓名，对我说，你就叫我‘大程’吧。

“1945年8月8日，大程又给我送来一张小纸条。花喜露告诉我，8月9日上午，伪高等法院要对他宣判，要我到小西门外伪高等法院门外等候，可以看到他们。

“8月9日那天，我一大早就抱着孩子去了。等到下午两点还不见他到来，我就回去了。在我回来时，小东门外的电线杆上贴出了苏联出兵东北对日宣战的号外。15日正午，一声长笛响彻沈阳上空——‘日本无条件投降了！’人们奔走相告。”

8月19日，花喜露出狱了。由于酷刑和饥寒折磨，他面肿腹胀，卧床不起。第三天，侯洛和贾玉冈前来看望，当即决定让花喜露住进小河沿施医院治疗，经确诊为结核性腹膜炎。花喜露对王丹群说：“我很坦然，我没在敌人的酷刑下低头。严刑毁坏了我的身体，却更坚强了我的意志……”

1945年底，花喜露病情恶化，家中没有经济来源。在朋友帮助下，他们买了一台旧缝纫机，开了个鸡鸣成衣局。后来，在沈阳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王秋萤（原名王之平，笔名秋萤）让王丹群卖《文化导报》补贴家用。

花喜露经常高烧39℃以上。但是烧一退，就握起笔，躺在病床上写出了《不，先不要放下武器！》《人民是正直的》《你们的和我们的》《他们的钱是谁的》《任务试谈》《人·盗匪·野兽》《我怎样在活着》《呼唤》……这些如投枪、匕首的战斗诗文，大部分发表在《文化导报》上。

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撤离沈阳，侯洛和贾玉冈前来辞行，让花喜露继续隐蔽，给王丹群的任务是护理花喜露继续治疗。“丈夫（指花喜露）知道后，让我和他们一起走。我怎忍心离开垂危的他，我不走，他硬让我走。我争辩不过他，哭了。花喜露冷静一会儿说：‘这是战场，哭有什么用？那你就和我一起继续向疾病和一切魔鬼战斗吧。’”王丹群回忆说。

花喜露多么想尽力去工作，他的《隐忧》（自画像），既不是忧物也不是忧自己，而是忧不能工作。直到病危，他还坚持读完了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1946年6月13日9时，花喜露与世长辞。床头上，仍放着没写完的《蛹的情绪》、没画完的梅花……

郁其文在《田贲出狱后》一文中回忆说：“花老师逝世前七八天，我去看他。他虽然骨瘦如柴，面色惨白，但照样用亲切的目光、温和的微笑和我谈他的创作计划，也交给我两篇稿，准备在《星火》上发表。我虽然预感到他会发生不幸，却一直坚信他能活下来，哪里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成为永别……

“1948年，王丹群说，她要到辽南解放区去，为了防止失落，她把她保存的花老师的全部遗作交给了我。这些宝贵的闪耀着金色光芒的诗文，在我手中整整保存了32年。”

1994年，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所长王建中及卞和之、郁其文、路地、姜涛、王丹群等人怀着崇敬之情，编辑出版了《东北革命作家——田贲（诗文纪念集）》一书。其中那首写于80年前的诗《不，先不要放下武器》，也像是警示今天的我们：

……

不，先不要放下武器

我们要在斗争十四年的今日好好思索

尽管野心家肆意在抹消人民的战斗的功绩

我们自己总该不会忘记一切流血，一切杀戮

……

不，先不要放下武器

在奴隶的状态把魂魄锤得更壮

在紧紧的束缚中越磨越坚锐

像灯火似的烧着心灵，去求一次彻底的解放

历史顾问 阎 海 韩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