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的云南丽江市华坪县，山还是绿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几个大字立在狮子山头，静静俯瞰着山脚下的县城。狮子山脚下，华坪女高传来阵阵读书声。

回望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张桂梅依然在平凡中坚守。她照旧在清晨催促学生起床，高考时守在考点外，夜里和老师们琢磨教案，一个环节也不敢松劲儿。

在日复一日的耕耘中，有几束特别的光在岁月里留下印记。今年5月，张桂梅日常使用的小喇叭等5件（套）实物被国家博物馆正式收藏。国博收藏小喇叭，也意味着张桂梅、华坪女高，进入了国家记忆殿堂。

对每一位学生而言，在女高的三年，一千多个日夜，真是一场漫长又寂寞的远征，小喇叭一直陪伴着她们。“跑起来，都跑起来！”“还有一分钟，还有三十秒……”从督促起床到深夜巡寝，它日复一日穿透大山的宁静。

她们有共同的奋斗记忆。凌晨五点半起床，六点晨读，雷打不动的课间操，张桂梅拿着小喇叭“快一点，再快一点”的督促。

自2008年建校以来，华坪女高已帮助2000多名山区女孩走进大学。

当高考结束，告别小喇叭，读完大学，山外的世界敞开大门，改变命运的契机来临时，是扎根故乡？还是走向远方？

华坪女高不少毕业生做出了坚定的选择。张桂梅小喇叭播撒的星光，被她们带回大山，化作一盏盏温暖的灯，照亮更多山路。

从星光到星光

清晨5点半的星星和月亮还挂在天空，山里的雾气还没散尽，华坪女高宿舍楼已经亮起灯。学生们穿衣洗漱的动作很快，从宿舍到教室，脚步声回荡在校园里。

7点早自习结束，孩子们如红色溪流般冲出教学楼，快步跑向食堂。张桂梅的小喇叭声不时响起：“快一点，再快一点！”食堂里没有喧哗，10分钟内，许多人已收拾碗筷返回教室。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每个清晨，一身红色校服的女孩们高声诵读誓言的声音都会响彻校园，人人朝气蓬勃。

从清晨天没亮透，到晚上11点下自习，女高的时间像一条绷紧的弓弦。匆匆步履、琅琅书声，你能感受到它在积蓄力量，等待某个时刻的释放。

女高的作息表由张桂梅制定，把可以用的时间“挤干”。而制定者本人也是执行者——她住在学生宿舍，比其他人更早到教室。天还没亮，她到走廊巡看，在楼道里给老师“打卡”。午休时她到宿舍查寝，吃饭间隙拿着小喇叭催促，学生做“红色课间操”时，她站在队列里挨个纠正动作。

小喇叭一直是她身边最忠实的“伙伴”。校园里空间开阔，张桂梅嗓子沙哑、肺活量不足，生病时的喊话孩子们更是听不见，常常吼到发不出声、说不出话来。“没办法，我才去菜市场买到了第一个小喇叭。从那以后，总算有了能传递声音的工具。”张桂梅说。

后来，张桂梅请人每年去昆明一家批发市场，成箱地批发小喇叭。教室、走廊、宿舍里都放着，随手就能拿到。这么多年来，她已记不清用坏了多少个。

从“快点快点”的声声督促，到歌曲《万疆》的豪迈，从小喇叭里传出的话语，几乎每天都在华坪女高重复着，陪伴着孩子们从起床、晨读、吃饭、上课到就寝，让每个人都知道时间的珍贵。

严厉的另一面，是细心的慈爱。冬日的华坪，早晚温差大。“天气冷，孩子们学习很辛苦。昨晚我让食堂给孩子们加餐，买了490多个汉堡，一人一个。”张桂梅笑着说。

而当三年苦读结束，当大学的日子成为过去，当改变命运的机会真正摆在面前——她们，会怎么选？

故乡，归去来兮

在华坪女高很多学生的心里，故乡是另一番模样——看得见，也回得来。

2008年，全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华坪女高成立。自建校那天起，校长张桂梅就定下规矩：学费、住宿费全免，只收少许伙食费。家庭困难、基础薄弱的女孩，都被一一接进了校门。

十七年来，这所学校送出去2000多名学生，帮助她们走出大山，圆了大学梦。毕业后，多数人回到云南各地工作——永善、马关、宁蒗……卫健系统、乡镇机关、派出所、三尺讲台，都能看见她们的身影，而且大多数人仍坚守在边疆山区。

那一份归来的名录上，写着教师、医生、护士、警察、基层公务员、农业技术员……对很多人而言，故乡是“回不去的远方”，但对她们来说，却是可以用双脚重新走过、用双手一起建设的土地。

“她们出来见了世面，看了外面，再回来，就不一样了。”张桂梅说，“这和不出来，是两回事。”

高三数学老师周云丽，就是那个“不一样”的人。她是女高第一届学生，也曾是命运轨迹里一个不肯认命的“叛逆者”。

1993年，周云丽出生在华坪县石龙坝镇的一个小山村。她和大两岁的姐姐周云翠，与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家庭贫困、母亲早逝、自己右眼失明……2008年，姐妹俩因家境困难面临辍学。刚刚成立的华坪女高，为她们撑开了一把伞，让姐妹俩有了学习的机会。“遇见张老师，是我们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周云丽说。

2015年，姐妹俩同时大学毕业，一个学数学，一个学会计。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时，家里根本凑不齐两份学费，是张桂梅拿出自己的奖金，又四处奔走筹款，才把两人都送进了大学。

这份情，沉甸甸地压在心底，也明灿灿地照在路上。2015年，周云丽大学毕业，原本已考取宁蒗县一所中学的正式教师岗位。可听说母校缺数学老师，她几乎没有犹豫，放弃编制，回来当了一名代课教师，一年后才转正。

总有人问她：“你读了大学，为什么还回来？”她的理由很实在：“正好缺人。”可这份“正好”背后，是一次心照不宣的奔赴。

“我非常希望得到张老师的认可。当她同意我回来时，我太高兴了。”周云丽说，“现在，张老师老了，我们长大了。”

回来的路，各有各的走法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从女高毕业十多年，华坪县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刘琪美背出女高的誓言时，已经泪流满面。这句话，是她人生的真实写照。

若非张桂梅和女高，生于1992年的刘琪美的求学路早因家境贫寒而中断。弟弟久病、乡亲看不起病的经历，让她立志学医。她选择针灸推拿专业，原因是“想让家人和乡亲看病更方便”。毕业时，她放弃昆明诊所的工作机会，回到华坪县中医医院。“离家人近，离需要我的乡亲近。”她说，“针灸能带回家，村里的老人行动不便，都可以到我家来做治疗。”

康复医学科的工作琐碎重复：问诊、查房、写病历、调医嘱。患者多是山区老人，中风偏瘫、关节疼痛、术后康复是日常主题。从临床医生到科室主任，从“先进工作者”的荣誉到两个孩子的家庭教育，刘琪美在故乡深深扎下根。

公路通了，医保覆盖了，家庭医生上门了，村民从“忍着病痛”到“主动求医”。这变化实实在在，刘琪美也从未将返乡视为“丧失在大城市的发展机会”。

从华坪县城出发，沿着蜿蜒的公路行驶一个多小时，便到了永兴乡。这段路程，彝族姑娘周光芳再熟悉不过。作为永兴乡中心卫生院中医科医生，她每日往返于此。

这位华坪女高第一届毕业生，2014年从医专毕业时曾面临选择：留在厦门实习，月薪近五千；回到家乡，基层医疗岗位月薪仅千元。

一次回母校看望张桂梅老师的经历，让她做出了决定。“张老师和我们聊起家乡人才紧缺，她建议我们，如果家乡有招考机会不妨试试，为家乡做点贡献。”这句话触动了周光芳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于是，她参加了事业单位考试，成为永兴乡中心卫生院的一名医生。

十年光阴荏苒，华坪的医疗卫生体系愈加健全，周光芳也从临床医生成长为副院长。在乡村，医疗共同体建设让县乡医疗卫生资源有效下沉，送医上门惠及偏远群众。每月她带队下乡义诊，深入大山里的村寨，用医术缓解乡亲们的病痛，也一点点普及现代健康观念。“能回来服务一些人，点亮一小片地方，就够了。”她说。

星星汇成星河

一个人回来，光或许微弱。但当她们彼此看见、互相搀扶时，点点星光便连成了片，足以照亮一片山坳。

何先慧至今记得那个下午。家里实在拿不出钱，她已经决定放弃读高中。直到班主任匆匆赶来告诉她：“县里新办了一所女子高中，公办的，不收学费。”她愣在原地，泪珠毫无征兆地滚了下来。

2017年，何先慧从昆明的学校毕业。同窗好友留在昆明，进入培训机构，月薪过万。她回到华坪二中，当月工资3200元。“教书在哪里都是教，”她说得很平静，“不如回来。”

如今，她是班主任。班里超过八成的孩子来自山区，住在学校。不知不觉间，她也活成了张桂梅的模样——那张“刀子嘴”下，藏着一颗“豆腐心”。学生半夜生病，家长赶不来，她带着去医院；每次放假，都要确认每个孩子都安全到家，自己才踏实。她说：“看着一个又一个原本低着头、缩着肩的孩子，慢慢挺起胸走路，眼里有光了，这就是我觉得最有劲的事儿。”

当年如果没有女高，“去打工”可能是很多华坪女孩既定的命运。如今在华坪县司法局工作的李佳宇，也曾是其中一个。家住船房乡的她，母亲早逝，父亲务农，家境窘迫。正是刚刚成立的华坪女高，接住了她即将坠落的求学梦。

三年后，李佳宇考入云南大学滇池学院。2017年，她通过招考回到华坪县司法局，投身普法与依法治理工作，把一颗颗法治理念的种子，撒进山野田间。

“刚回来那几年，感觉群众法律意识还比较淡，很多矛盾习惯用‘自己的办法’解决。”李佳宇说，“现在明显不一样了，遇到事会先来问问‘合不合法’。纠纷少了，讲理的人多了。”

如今，芒果、核桃、花椒、柑橘等绿色产业在金沙江河谷地带铺开，光伏发电板在山坡上立起，乡村旅游渐成气候，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县域经济多元化给人们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不仅是教师、医生，许多行业都有女高毕业生和其他学校毕业的返乡年轻人，懂技术的人到清洁载能产业园的生产线上运维设备，热爱农业的人把石头荒坡改造成芒果梯田，会电商的人则把芒果卖向全国。

这群年轻女性用“归来”的选择，悄然改写着世俗的偏见。她们不再是某个家庭里“迟早要嫁出去的女儿”，而是被乡亲们以“周老师”“刘医生”“何老师”“陈警官”来称呼的人。

称呼的改变背后，是身份的认同，是价值的重塑。华坪县委书记王峥说，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个体的命运，它更能通过受教育者的回归，改变一个地方的气象。

“燃灯”接力 星耀华坪

新年一天天临近，张桂梅惦记的，始终是孩子们——功课要学扎实，心气更不能丢。她心里还揣着一件有望成真的事：“明年，估计更多孩子会报考军校。”

11月16日，荣获“八一勋章”的排雷英雄杜富国与其他三位先进模范，来到了华坪女高。他“见”到了自己一直敬仰的“七一勋章”获得者——“燃灯校长”张桂梅。当张桂梅伸手握住杜富国那空荡荡的袖管时，这位以坚强著称的女校长，再也抑制不住情绪，掩面落泪。

那一刻，是两种坚守的相遇，是信仰与信仰的共鸣。在宣讲会现场，当女孩们用颤抖的手摸着杜富国勋章的那一刻，向往军旅的火苗在不少人心中点燃了。

“我们邀请杜富国这样的英雄来宣讲，还带她们去部队参观，组织学生看红色影片。看到英雄的样子，听着他们的故事，孩子们会哭，哭完之后更有劲儿，眼睛里更有光。这种教育比单纯的说教管用。”张桂梅说。

女高教学楼一楼两侧，挂着丁王英、吕朝丽的照片。女孩们每日从这里经过时，目光总会停留；张桂梅也经常在这里放慢脚步，望上几眼，眼神中有许多欣慰。

吕朝丽是女高第一届毕业生，十多年前应征入伍，在部队几乎年年受表彰。光荣退伍后，她毫不犹豫回到华坪，用另一种方式报效家乡。

英姿飒爽的丁王英，来自华坪县通达傈僳族乡。2021年9月，她主动申请前往条件艰苦的西藏部队服役。回忆起女高三年，她感慨万千：“张老师的每一句教导，我都记在心里。”如今，受她影响，她家所在的傈僳族村寨里，已有十余名青年相继参军入伍。

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每一位女高毕业生都说着相似的话：“我们做的都是普通工作，没什么惊天动地，但要像张老师那样，把每件小事做好。”

她们都曾坐在同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聆听张桂梅近乎严苛又充满大爱的教诲，都曾高喊过“我生来就是高山”的誓言。在毕业多年后回忆起张桂梅和女高的求学生涯，很多人依然落泪。

她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回报”二字的真谛——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不是遥不可及的口号，而是触手可及的温暖。

故事仍在一年年续写。每年夏天，都有女孩从这里毕业，走向天南海北；每年夏天，也总有一些身影，选择回到这片群山之中，如雨水渗入泥土，星耀华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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