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老万能”是一个倔强的老头，可以吃苦受累，但吃不得言语。他常说，宁叫身受苦，不叫脸受热。

十三岁时，他离家去营口当学徒，苦干十多年，成为印刷厂最年轻的掌桌师傅，因看不惯东家发财后苛待工人、娶小老婆弄得家宅不宁。所以，“老万能”辞工回家了。回家后的日子很不易，为了养家糊口，年轻的“老万能”吃了很多苦。他奉行“是艺就养人”的道理，学了不少技艺。

那时，他还没有“老万能”这个绰号。

一九四七年的冬天很冷，大雪封门，冷得能冻掉下巴。刚刚从短期培训班毕业的邢绍英回到家乡担任区长。邢绍英让本家二哥“老万能”来一趟区政府。当时，区政府流动办公，临时安置在小镇北边的牛屯村。邢绍英的匣子枪撞针折了，想让二哥帮忙给修好。 二哥拿着撞针琢磨一阵子，心里有了修复方案。他把两截撞针分别钻上眼，在中间加一个钢针，把折断的两部分连接起来，然后把紫铜烧化，把两段撞针焊接起来，用锉修平，修光滑，然后淬火、回火，恢复撞针的硬度和弹性。

第二天，看着修复如初、甚至更结实的撞针，邢绍英自觉身为小镇有名的白铁匠也没这样的技艺，而这二哥会刻字、会修钟表，会白铁匠手艺，简直就是“万能”，没有他干不了的活。

于是，二哥就被称为“老万能”。慢慢地，随着他巧手为乡邻做的活计越来越多，这赞誉就传开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中年的“老万能”凭着敦厚诚实，技术过硬，被推举担任供销联社下属刻字社、照相馆、修理钟表部的负责人。

供销社要彻查工作中违法乱纪的行为，“老万能”管理的三个小部门没查出什么问题，只有一辆公用自行车，是为了方便“送货上门”或者去乡下为群众修理钟表时用的。这位领导就借此开刀，说几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想占社会主义的便宜。

“老万能”听了心里不舒服。这自行车虽是他同意买的，但确实是公用的，上门服务或是送货挣来的钱也都是大家挣的，每月按时上交，一分不差，怎么能算占集体便宜呢？

几经核查，也没查出问题。这样也不行，这位领导亲自训话，开场就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贪污违法的行为？大家说没有。领导又问，你们都抽烟吧？大家不明白啥意思，说，抽。领导就大声说，抽烟不得用火柴点吗？火柴哪里来的？不是集体财产吗？在这位领导看来，就连“老万能”不舍昼夜地工作，都是因为他想贪污。

“老万能”知道这位领导心术不正，爱整人，一气之下，辞职不干了。

一起共事的人挽留他，说不值得为了这些事白瞎了这份“公家”的工作。

可“老万能”就是想不开。那时还不时兴说“清廉”二字，可他真是把清廉做到极致。去县上给照相馆买胶卷、买刻字材料、买钟表元件，他都是来回走着去，不肯坐马车，不舍得花联社一分钱。一次采买回来的途中，他被马车碾伤腿，在家养伤期间，他想自己既然不上班，就不能要工资，甚至连一分钱的医药费都没有从联社报销。

一个老实本分的手艺人，宁愿吃苦受累，就想过平静的日子。

那时，“老万能”还不老，还有年轻人的热血，哪里还不能挣碗饭吃。“老万能”离开了这里，回家种地当农民。

“老万能”种地也是一把好手，五十四岁那年，他开始自学木匠，竟也成了大工匠，可以挣生产队里的高工分。

他儿孙现住的两座房子，从房架到门窗，还有桌凳，都是他亲手做的。这些桌凳一律用榫卯结构，差不多历经半个世纪，依然结实可用。

二

进入老年的“老万能”，做不动太费体力的木工活，但他还有很多技能，其中找他修理钟表的最多，特别是修理老式座钟。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很多人家都有一座钟，放在大躺箱（一种立式大柜，饰有黄铜锁片）上面，怕落灰，一般还在钟上搭条毛巾。这种钟要定时上劲（即上弦），否则就停摆了。方圆十里八村的人都来找“老万能”修钟，他们宁愿舍近求远，只因为信得过他的手艺。

这些钟都很旧，需要拆开，然后擦油泥、修件、换件。修好后，校正时间。他一般要让人家晚几天再来取，看看钟走得准不准，走得准了，才让取走。那时，修一座钟也就挣几毛钱。

印象最深的是“老万能”有个眼镜，放在一只眼睛上的眼镜。修钟的时候，通常都要戴上它。它没有镜腿，只要往眼眶上一卡，就像长在了眼睛上，一定不会掉下来。我不动他的东西，碰坏了会被骂。可我一直好奇这个眼镜，怎么不会掉下来呢？是不是有放大镜的作用呢？

因习以为常，直到他八十四岁故去，我也不曾问过他这眼镜的名字。

三

多年后，我再见到这样的眼镜觉得格外亲切。

我先生出了一趟国门，给我带回一块手表，倒不是什么大牌子，只是先生向来不会买东西，第一次出远门回来送给我的礼物，款式又可心，我自是珍视，一直佩戴着。忽然有一天，表针停了，应该是需要换电池，我不太想随便去一家修表店修。朋友介绍了一家修表店，经营多年，口碑很好，我决定去那里修。

这是一间小小的门市，进门左侧是玻璃展柜，对门是柜台，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店主姓毕。

见我们进来，店主从桌后抬起头，摘下单目镜（就是“老万能”戴的那种眼镜，我给起的名字），淡淡地跟我打了声招呼。我递上手表，他打开后盖检查了一下，说需要换电池，并告知我电池的价格。我也看见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各种类型钟表的修理换件价格清单。和毕师傅简单对话后，他很快就换好了电池，写下更换电池的日期，并校正时间。

走出店门，我对朋友说，这家店挺靠谱。

又过了两年，再去修表，我独自前往，却找错了地方。进到店里，问能否修理我手中的表，店员说可以，只是店主出门了，得一周后才能回来。我出了门，总觉得不是原来那家。给上次陪我来的朋友打电话，她说我还没走到地方呢。果然又走过一条街，看到了“晨光修表店”的牌匾，我走了进去，熟悉的店面，有一份特别的宁静，是上一家店没有的氛围。毕师傅坐在左侧的电脑旁，还是原来的样子，有点像中学的体育老师，高个子、长方脸，有一点点木讷，表情依旧平静，不笑、不怒。

操作台前坐着一位年轻人，看起来不过三十岁，也是沉稳的样子，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年轻人称毕师傅为我师傅，原来毕师傅收徒了。

徒弟接手修表的活，毕师傅清闲下来，我便就着这单目镜的话题说起“老万能”。清闲下来的毕师傅也不再惜字如金，说起自己的父亲，原是市钟表厂的八级工匠，他自谦称自己属于半路出家，最后也算子承父业，但比起自己的父亲还差得远呢。毕师傅说起自己的父亲，语气是非常自豪的。我也清楚八级工匠的含金量。

毕师傅说，刚开始经营这家修表店时，不出名，地点也偏，店面也小，他还在报社打了广告。

广告挺起作用。一位女士带着一块进口手表来了，说她跑遍了市内所有修表店，都说没有相应的配件，没法修。见到广告，她慕名而来。毕师傅采用特殊方法改制配件，修好了表。这位女士是记者，后来她在报纸的“黑白写真”栏目称赞了毕师傅的敬业精神、专业态度。

毕师傅从一旁的柜子里，拿出一张颜色发黄的报纸，我看到了报缝间那短短的广告文，还有《修表专修疑难表妙也》的报道文章。文中有一句话：“毕师傅认为，能把那些疑难表修好，是一个钟表维修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我在看报纸的同时，看到毕师傅脸上有平静的笑。笑里是手艺人的尊严和自豪。

毕师傅的修表店早已不用打广告，靠着口口相传，顾客盈门，回头客更是络绎不绝。

四

自古以来，修钟就是一种文化，让别人“走点”，自己亦是造福。马未都先生也说过，手艺就是老百姓的大福。

看修表师傅戴着单目镜的样子，我就想到“老万能”：目光专注，各种细小零件在眼前放大，这方寸间就是整个世界，无我无他，纯粹不混杂。

后来，我又去过一次毕师傅的修表店，不是修理，是给表做一下保养。毕师傅又变回了我第一次见他时的样子，依旧惜字如金，沉默少言。我有点后悔，为啥当时没问问“老万能”，这眼镜是叫单目镜吗？

“老万能”——我亲爱的爷爷，孙女问您呢！

我是邢公绍岱最偏爱的长孙女。

小时候，我就爱坐在秋千上，听他给我讲故事。

一个小小的板凳，用绳子拴住，绳子的两端系在老柳树的树干上，那是他给我做的秋千。

听他说：小耗子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奶奶扯腿拽下来。

听他背诵《岳阳楼记》，似说似唱。多年后，我知道那是吟诵。

他记性很好，年轻时听过的戏，看过的书，他都能记下来，给我们讲的故事也多出于那里。

那是一个上弦月的晚上，深邃澄明的夜空，对面菜园子里是深浅不一的黛色，有虫儿、蟋蟀争相的和鸣。他给我们讲《三国演义》里的故事，说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后，和陈宫离开此地，夜晚投宿住店，陈宫心里埋怨曹操滥杀无辜，闷闷不乐，让店小二拿来“明灯一盏，清茶一壶”，而曹操则让“好酒好肉将来”。他念出这些话时，我小小的心竟感受到郁闷。

院子里，驱蚊的烟火渐渐熄了，爷爷的故事也讲到了尾声。他说，明天他给我们讲三顾茅庐。

哦，爷爷离开我们三十一年了。

想念爷爷的时候，秋千就停止了摇动，灰喜鹊仿佛定格在杨树上的那片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