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化的发展必定依托于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而河流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尤其重要。在营口的历史上，先后有四条重要的河流哺育了营口大地的先民，也孕育了营口地区辉煌的古代文明和近代文明，堪称营口历史的“母亲河”，它们分别是：碧流河、熊岳河、大清河和大辽河。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营口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远古时代的青丘、两汉魏晋时期的平郭、辽金元明清时期的盖州、近代以来的营口）就先后出现在这四条河流的主要流域。

碧流河古称毕栗河、毕利河，民国版《盖平县志》载：“毕利河，也曰毕鲁河，俗曰毕里河。在县治东南第七八两区界内，距城九十里。长约一百五十里，其源有二，一出于猫儿岭西北流，一出于绵羊山西南流，二流既合西流至万福庄南，右纳义尔岭、四盘岭前诸河水折而南流，又东南行折而西流，左纳上河水，右纳吊桥水，又南至归服堡东南出境，而入于庄河县界，至于南海。”

碧流河是辽东半岛流域面积较大的一条河流，它发源于盖州市东部山区，上游流经营口地区的盖州市东南部，下游经过大连地区的庄河市和普兰店区向东注入黄海。在这一流域内，分布着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郭大顺先生将位于碧流河流域的普兰店区安波镇的双房遗址作为辽东半岛青铜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和原生地，从而确定了碧流河流域作为辽东半岛青铜时代文化中心的地位。

营口地区以石棚为代表的青铜时代遗存，也大都分布在盖州市东南部的碧流河上游，尤其以碧流河西岸的盖州市什字街镇最为集中，包括：团山石棚群、牟家沟石棚群、龙王庙山岗石棚、连云寨双石棚、邹屯石棚群。其中团山石棚群已发现的青铜时代墓葬22座，分为石棚（12座）和石盖墓（10座）两种，在编号为1号石棚的墓葬内出土了短铤曲刃青铜短剑（含石质加重器）、石串珠、角锥等随葬品。该墓出土的青铜短剑与双房6号墓的青铜短剑属同一类型，但其节尖已下移至位于剑锋中部，尾翼也略呈折角，从这些特征判断，其年代要晚于双房铜剑，应在春秋时期左右。

据有关文献记载和一些专家学者考证认为，当时营口地区应该属于东北夷中青丘部族的管辖范围。青丘部族疆界是南达普兰店区和瓦房店市南界；北到海城市、岫岩县北界的太子河流域；东疆抵达岫岩县中部地区和庄河市的黄海岸边；西至渤海辽东湾和辽河。大致相当于碧流河流域范围。

从碧流河流域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石刀、石斧等生产工具以及人类居住址的地疆上看，青丘部族所处的青铜时代，这一部落的先民们已开始了农耕生产，种植五谷、以农业生产为主。

从其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石锛、石凿等工具研究，青丘部族的先民们已有了手工业生产。石纺轮、角锥和角针，在遗址和墓葬中的发现证明，青丘部族的先民们已有了纺织缝制手工业生产。生活用具以三足器，叠唇筒形、鼓腹罐、壶等为主要器皿。石网坠和石镞等狩猎工具的出土和发现证明青丘部族的先民虽然以农业经济为主体，但为辅助人们生活需求，其渔猎和狩猎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在获得食物补充人类生活方面，仍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熊岳平原地势平缓土质肥沃，温度四季分明，降水量适中，十分适合农业开发。熊岳河由东向西从这里缓缓流过。熊岳河主河道全长42.5公里，流域面积353.8平方公里。熊岳河入海口形成漫长的月牙形海湾，不仅是天然的渔港和码头，更是海盐生产的基地。

大自然的恩赐，使熊岳河流域很早就拉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在此生活。团山遗址就坐落在熊岳河入海口处南岸的九垄地街道办事处正红旗村西北，该遗址北距熊岳河50米，西距渤海5华里，从断崖上可见文化层，厚约1米左右，采集到装饰有附加堆纹、划纹、压印纹的夹砂（或夹滑石）红陶残片，器形主要有筒形罐、鼓腹罐等，陶质坚硬，火候较高。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期间（简称“三普”），考古工作者在熊岳河上游的杨运镇八道河村刺槐山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面积约2000平方米，征集到磨制石刀、石斧等标本，对研究熊岳河流域史前人类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从地质资料来看，青铜时代海侵刚刚退去，遗址遗迹全部分布在山丘高岗，熊岳河也十分的宽阔浩荡，因此春秋战国时的熊岳河绝非今天的那条小河流相比。春秋晚期，中原各诸侯国的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各国铸有自己的金属货币。至战国时期，进入了封建货币经济时代，各国的货币相互流通。营口地区自战国后期纳入燕国的版图后，燕国以及齐、魏、韩、赵等国的货币大量流入辽南。同时，燕国所设置的辽东郡也在郡治襄平（今辽阳市）铸造货币“襄平布”，这些货币在熊岳河两岸都有大量的出土和发现。

据《奉天通志》记载，早在1929年，熊岳镶蓝旗村民“由地中掘出古钱甚多，皆战国货币也”。新中国成立初，在九寨镇三道河村又陆续发现燕国的“明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熊岳镇于园子村经常会有人捡拾到刀币。1958年翻地时曾在此发现了战国的货币。1970年秋，村民在此又挖出战国时期的刀币20公斤，出土时货币摆放规整，排列有序。上世纪70年代初，在熊岳镇的唐屯村和陈屯镇朴家沟村、江屯、黄哨村等地陆续发现大量春秋至战国的货币，由于大多流失，其种类数量不详。上世纪80年代初，熊岳镇望儿山村一次出土春秋战国货币2000多枚。除大量战国货币之外，熊岳地区还发现了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国遗址和墓葬。如熊岳镇西的于园子村遗址，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在这里不仅多次发现春秋战国时的货币，同时，在该遗址还发现有战国后期的墓葬，出土有战国时期的红褐色夹砂粗绳纹陶釜残片以及直颈鼓腹下半腹拍打绳纹的白陶瓮等遗物，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熊岳镇周边的陈屯镇黄哨村遗址，总面积6万多平方米，遗物有泥质灰陶残片，陶片上有指甲纹、绳纹加抹沟纹饰等。以上两处遗址均为战国后期至西汉前期。

这些遗址、遗物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战国时期的熊岳是一处商贸古邑。由于熊岳地处辽东半岛中部，是连接半岛南北的必经之路，更是通往胶东半岛及东南沿海的海上枢纽。作为辽南的水陆交通要冲，在春秋战国时期，熊岳最早成为辽宁乃至东北地区与中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西汉时期，在这里设立平郭县，县治就位于熊岳镇温泉村。汉代的平郭县是辽东郡盐官和铁官的所在地，经济地位十分重要。分布于熊岳周边密集的汉墓群反映出当时人烟稠密的景象。作为营口地区汉代花纹砖室墓最集中的区域，熊岳河流域仅花纹砖的种类及数量一项就居于营口甚至辽宁地区的前列。目前已发现的花纹砖的图案就有40多种，常见的有：同心圆纹、羽毛纹、波浪纹、双鱼纹、菱形纹、五铢钱纹等等。文字砖的出土更是省内所罕见，目前所发现的“叹曰死者”和“永和五年”两种铭文的文字砖都具有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随葬明器种类齐全，包括有成套的生活器具模型，如陶楼、陶房、陶井、陶仓、陶灶、陶鼎、陶灯、陶豆以及甑、盆、釜等各式陶炊具模型。彩绘陶器的器型主要有博山炉、陶奁、陶壶、陶钵等，彩绘图案流畅，色彩鲜艳，特别是蓝色的海浪纹更体现出沿海地区的地方特色。

魏晋及“三燕”时期，由于高句丽经常进犯辽东，平郭又成为防御高句丽入侵的军事重镇。前燕名将慕容仁长期镇守平郭，多次打败入侵的高句丽，并一度以平郭为中心割据一方。2023年7月辽宁省考古部门在平郭城遗址西南的九垄地村曲茔汉墓地发掘了魏晋时期墓葬10座、房址8座，出土文物百余件（套），其中包括具有慕容鲜卑文化因素的陶器残片。按其年代和文化性质分析应是前燕遗存。

汉魏、三燕时期平郭城的兴盛，归根结底是源于该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熊岳河水运交通所形成的繁华商贸基础。

中国古代虽然很海运发达，但没有海港，船都是在内河停靠。又由于海运靠季风，港口不能离海岸太远。因此位于盖州城南的大清河就成为中世纪辽东半岛理想的港口。来自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朝鲜半岛的船只都要停泊于盖州大清河口，运货的船只则可溯大清河驶入盖州南关外，由码头登陆，盖州因此成为元明至清前期东北的主要水运枢纽之一。“三普”期间，我市考古工作者在盖州老城南门外大清河北岸发现了明清时期的大清河码头遗址，码头原貌早已不在，现尚存十余块经过人工加工的大条石，见证了历史上大清河水运为辽南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辽金时期盖州海运的资料由于文献记载阙如，详情无从得知，但从大清河两岸分布密集的辽金遗址亦可以看出当年这里的繁华。据“三普”调查数据，仅位于大清河入海口处的西海、太阳升、沙岗、东城等乡镇（或办事处）就发现辽金时期遗址40多处，采集到大量的铁锈花、米黄、酱釉等辽金瓷器的残片和大卷沿灰陶等典型的辽金陶器残片。

元代建立起规模空前的水运航线网，盖州港在当时与锦州港同为辽东半岛的主要海运码头。有元一代，盖州港见诸史册的记载，几乎都是往来于辽东和高丽之间运输粮谷。朝鲜半岛山多地少，粮食产量很低，遇到自然灾害，就必然发生饥荒。元朝作为高丽的宗主国，有义务对其进行赈济。同时，辽东如果发生灾荒，高丽也会发来粮食接济。所有这些粮食的转运都是在盖州大清河口进行的，因此，元代的盖州港成为元朝政府与朝鲜半岛政治、经济往来的重要中转站。

明代建立后，因军事需要，开通由山东登州、莱州至辽东的海运，其终点也设在盖州的大清河码头（时称“盖州套”）。但是，由于“盖州套窄小，浅滩形如半碗，而碗口礁岈势同攒剑，必小船方可进入，而所泊仅可二十数只，必坚厚小船方可冒险而入。”影响了明清两代对大清河水运的依赖，转而进入辽河，到三岔河的娘娘宫停卸。但是，盖州港的商业贸易依然繁盛，并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盖平县志》记载：“在清季道光以前为东三省海运唯一之商港，南北货物咸萃于此……后以港口淤浅，海运始移营口。”数百年的大清河水运，也孕育了古城盖州浓郁的文风和淳朴的民风。

近代营口的开埠则得益于营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明清以来辽河水运的兴盛。辽河，古称“辽水”，上游有东西两个源头，西源头是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与东辽河汇合后，在辽宁大地上一路南下，陆续吸纳了浑河、太子河等河流，经营口注入渤海。在以木帆船为主要水运交通工具的时代，辽河航线是东北运输的大动脉，对于近代营口的城市形成更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早在明代，运送辽东驻军的粮饷物资“由直隶太仓海运至牛家庄储支，动计数千。”此时辽河航运主要是为军事运输服务，如运送军队、粮食、其它军事供给等，往来船只范围仅局限于辽河下游至入海口一段，当时的营口（梁房口）成为守卫辽河水运的一个关口和堡垒。

清代前期，辽河航运业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康熙解除海禁后，来自闽浙鲁冀等地的商船和渔船越来越多地穿行于辽河之上，“皆由三岔河入港，至枭姬庙河口登陆，以牛庄为贸易市场，一时牛庄口岸，名闻中外。”雍正时期，位于辽河入海口的营口（没沟营）已经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以粮豆贸易为主的商业集镇，为日后的开埠奠定了基础。展出于市博物馆的《雍正四年重修没沟营龙王庙碑》碑文记载：“没沟营北接辽河，西面沧海，一通郡渡津处也，而舳舻云集，日以千计。”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开放牛庄为对外开放口岸，1861年5月，英国首任驻牛庄领事密迪乐乘军舰到达辽河口实地考察，他发现牛庄港河道淤浅，大型船舶无法进出，而位于辽河入海口处的没沟营（营口）则水深港阔，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清政府为了避免西方势力进入盛京腹地，也极力推荐偏居海隅的营口代替牛庄，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决定以营口代替牛庄开埠。从此，营口便以“东方贸易良港”的姿态出现在中国近代史的舞台，成为19世纪下半叶东北唯一的对外口岸和经济金融中心、商业贸易集散地。滚滚大辽河不仅促生了营口这座近代移民城市，同时也孕育出了以兼容并蓄、勇于开拓为核心的营口近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