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6日上午，一位填补了中国电子工业空白的关键人物，因晚期淋巴癌停止了呼吸。

1983年2月20日，罗健夫被国务院追授为全国劳动模范。低调了一辈子的罗健夫成为传遍大街小巷的英雄科学家、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2009年9月14日，罗健夫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2019年，他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

“国家需要，我就干”

罗健夫出生在湖南湘乡县一个贫民家庭，他的父母经常外出谋生，无暇顾及他的学习。升入中学后，他接触到很多思想积极的进步青年，也为自己设定了更高远的目标。

16岁那年，他怀着“抗美援朝”的热忱参军，但没有如愿到达硝烟弥漫的鸭绿江彼岸，而是被分到武汉后勤学校学会计，后来又被分配到甘肃山丹军马场当“牧马人”。在祁连山下的草原上，他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深夜马灯下，初中没毕业的他啃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

1956年，罗健夫考入西北大学物理学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入学时，他的成绩排在班级中下游，为了赶进度，他经常学至深夜，图书馆关门了就去教室，教室锁门了就回宿舍，用报纸挡住灯光继续学。毕业时，他的专业课成绩跃居全班前列。

“我愿用金钱买时间”，是罗健夫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在学校，他被公认为“全年级最用功的学生”，工作后，他也是全单位最拼命的人。

罗健夫毕业后，先后在西北计算机所、中国科学院156工程处（现航天科技集团九院771所）工作，从事微电子技术相关的研究。直到1969年冬天，骊山脚下156工程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场关乎航天发展重要技术的会议。

当时，国内导弹与运载火箭的研发卡在了“嵌入式计算机”上，没有计算机控制的图形发生器，就无法高精度曝光集成电路板的掩膜版，而这一步，是嵌入式计算机制造的核心环节。彼时，国外对这项技术严密封锁，国内还停留在人工手绘制版的阶段，效率低、误差大，根本满足不了发展需求。

想要不被“卡脖子”，必须要实现图形发生器自主研制。无图纸、无资料、更无样机，在基础如此薄弱的情况下，谁来承担这项研制任务？

最终，任务落在了罗健夫所在的非标准设备研制组，罗健夫任组长。

“国家需要，我就干。”接到这个艰巨任务时，罗健夫只说了一句话，就带着20多名组员开始长达3年的艰苦攻关，甚至把铺盖卷搬到了实验室。

不图名、不图利

罗健夫的时间很少属于家人。1968年，他在北京电机厂搞协作，妻子来探亲，而罗健夫一直忙于超声压焊机的研制工作，一个多月里，两人没有出去玩过一次，直到临别前，才去天安门广场照了张相。

罗健夫的生活简单到了苛刻的地步。两个馒头夹一块臭豆腐、一碗面条拌一点酱油就算一餐。身上穿的始终是部队发的旧军装，一家人准备添置衣物的钱，常常被他用来购买研制图形发生器需要的书籍。

1978年，罗健夫被派往国外学习。他和同事竭尽所能“省时间”“省金钱”，不多花一分钱，硬是为国家省出来了42%的外汇开支，回国后全部上缴国家。其间，罗健夫除了周末上街购买生活必需的食品外，几乎足不出户，所有时间都花在阅读资料和研究问题上。

第一台图形发生器研制成功后，罗健夫没歇多久，又扎进第二代设备的研发里。

1975年，性能更优的第二代图形发生器问世，1978年，这项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在呈报科研成果的表格上，他要求不写自己的名字。

上级给项目组发了3000元奖金，按贡献，罗健夫能拿大头，可他一分没要，全部交给了组织。对于单位给予的晋升机会和行政职务，他多次谢绝。“从党的科研事业考虑，我不当‘官’比当‘官’有利。让我集中精力在科研上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吧。”罗健夫坦率地和领导说。

参军时，罗健夫抱定“牺牲个人的一切”的决心；入党时，他誓言“忘我无私地工作”。从入伍到入党，罗健夫用一生的行动，践行了自己坚守的信念。

一名纯粹的共产党员

1982年6月10日，罗健夫交了最后一次党费，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6月16日10点35分，罗健夫停止了呼吸。此前，他嘱咐亲属：将遗体捐献用于医学解剖，丧事一切从简。

临终前，罗健夫最放心不下的，就是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制工作。

去世前一周，罗健夫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但还是断断续续地告诉同事，工作室里有个笔记本可以解决同事刚刚提到的问题。同事回应后，他露出久违的微笑。

1981年10月，Ⅲ型图形发生器的研发进入关键阶段。

后来得知自己患癌症后，罗健夫没有被吓倒，而是镇静地询问医生自己还有多少时间，然后立刻返回单位，继续抓紧时间工作，好像没有生病一样。

因为疼痛，罗健夫常常把嘴唇咬破，但从来不要求打止痛针，就连止痛药也很少吃。面对妻子的劝说，他说：“那东西刺激神经，对大脑不利，能不吃就尽量不吃吧。现在，我需要保持头脑清醒，还可以多想一想Ⅲ型图形发生器研制中的一些问题，给其他同志当当参谋……”

精神不朽永传承

“罗健夫的故事，讲多少次我也不会厌。因为我不仅讲给你们听，也讲给我自己听。”771所老职工胡培德说。他是罗健夫当年的同事，也是党支部书记。从啃馒头搞科研，到把荣誉让给年轻人，再到临终前还想着交党费，胡培德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罗健夫的故事。

胡培德一直保留着罗健夫被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复印件、关于学习罗健夫精神的报告材料。“时不时拿出来看看，一面回忆他，一面提醒自己。”他说。

一生俭朴的罗健夫去世后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遗产，但却留下了无限的精神财富。

如今，在771所的科研园区中心，矗立着一座罗健夫的铜像，他一手搭着外套，一手握着图纸，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常有年轻职工在铜像前驻足，像是在和“老罗”交流工作。

“对于771所来说，罗健夫是当之无愧的精神旗帜。对我们个人，他就像照亮前路的灯塔。即便如今所里大多数人未见过他本人，但那份发自内心的敬仰与深切的怀念，未有过丝毫消减。”771所一位年轻工程师说，“想当年，罗健夫吃在工作室、睡在工作室，累了就洗把脸、攒攒劲，便又立刻投入工作。比起他的坚守与拼搏，我们眼前这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

771所每年都会举行纪念罗健夫的活动，新员工入职培训时，“学习罗健夫精神”也成为一节必修课。

2009年，罗健夫当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罗健夫用科研成果挺起了中国航天的脊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后来者：什么是共产党员的信仰，什么是科研工作者的担当。

如今，图形发生器早已被更先进的CAD技术取代，但他留下的精神却成了771所乃至中国航天的“传家宝”，继承了他精神的人，正带着他的“理想”，在航天报国路上，继续前行。

转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