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 海

大辽河，这条奔腾不息的大河，不仅是一条地理意义上的水系，更是一条流动的文化血脉。营口，这座依河而生、向海而兴的城市，它的灵魂和根脉，其实并不完全属于脚下的这片黑土，而是由无数漂泊的脚印和沧桑的乡愁共同堆砌而成。

翻开晚清民国的历史图卷，你会发现营口是一座典型的近代移民城市。地理的造化总是充满了玄机，大辽河入海口的天然优势，注定让它无法平庸。当东南沿海的商船载着东北出产的粮豆往来穿梭，当地的民俗文化也悄然登临这片土地。当天后行宫的香火在大辽河码头边袅袅升起，营口便以一种包容并蓄的姿态，站在了多元文化的交汇点上。特别是1861年营口以牛庄名义对外开埠，这一声汽笛的长鸣，彻底打破了东北封禁的沉寂，也让这里成为了一场浩大人口迁徙的终极渡口。

近代以来，关内的直隶（今河北）、山东大地，天灾人祸，战火频繁。清政府与太平天国、捻军的激战让无数良田化为焦土，生活在底层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被迫背井离乡。而与之相对的，是资源丰饶却长期沉睡的东北大地。于是，一场为了生存的悲壮迁徙开始了。关内移民拖家带口，或走陆路，或漂海路，将营口视为那个年代最理想的“闯关东”登陆渡口。

历史数据显示，近代以来在营口登陆的移民平均每年都在15万人左右，最高时达到18万人，只有1931年数量最少，不足8万人，其原因应该是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关内向东北的移民减少。这些移民登陆后或继续北上，或就地留在营口。

据统计，1895年，营口市街（即城内）共有6166户，33677人；1907年，营口的城市人口共计56870人，与1895年相比人口增加了23193人，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营口商埠区（主要在今西市区辖境）共有17454户，城市人口已达到127050人。此外，在营口市区之外的乡村（包括盖州和大石桥的东部山区），也同样居住着大量的关内移民，开垦荒地，从事农业生产，其数量要远远高于城内。

这些新增的人口，除去本地的自然繁衍，绝大部分都是来自山东、河北的关内移民。他们不仅带来了资本和劳动力，更带来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技术、观念，以及那份沉甸甸的生活习俗。

移民，是近代营口财富的创造者，更是这座城市文化基因的移植者。百年来，在营口人的衣食住行里，无不流露出山东、河北文化的深刻烙印。这些文化因子，经过岁月的发酵，最终凝结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不是冰冷的陈列品，而是活着的历史，是那些背井离乡的祖先们，在异乡土地上开出的精神之花。

你看那案头的面塑，面团在指尖翻转，捏出了各种栩栩如生的造型。这源自山东菏泽的陈氏面塑，如今已是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是面食之乡，那里的人们将面粉制品做到了极致，而这份技艺随着清末道光年间的移民带入营口，经过五代人的传承，依然保留着浓郁的乡土气息。还有木浮雕，清代流行于山东，本是闺房梳妆台上的点缀，传入商贸发达的营口后，题材演变为福禄寿喜，悬挂于厅堂之上。更有趣的是，营口作为东北最早的轻工业基地，火柴工业的兴旺为木浮雕提供了绝佳的边角料，这让一项源自山东的手工艺，在营口找到了新的土壤，生根发芽。

再看那一张张红纸剪出的世界。营口的剪纸艺术，分明就是河北文化的血脉延续。靳氏剪纸源于河北滦县，那是民国初期逃难者带来的宫廷遗风，镂空粗犷，记录着农村的劳作；而彩色剪纸则源自河北蔚县，那是银匠发明的点染技法，最终由民间艺人滕振国带到营口。这些剪纸，不仅仅是装饰，更是移民们贴在异乡窗户上，对故乡最温情的眺望。

在营口的民间文体活动中，这种文化的交融同样大放异彩。山东与河北，皆是著名的武术之乡。那些身怀绝技的武师，在逃难的路上也不忘习武强身。胡氏戳脚拳，起源于河北，讲究中低腿法，由“花枪胡老奉”学得后传入营口，至今已百年有余。而那红火热烈的津式高跷，更是清末随天津移民传入，活跃在大辽河岸畔“扛河沿”的码头工人之间。这些高难度的动作，这些古朴豪放的风格，不正是那些在苦难中依然昂扬向上的移民精神的写照吗？

即便是节日的习俗，也藏着移民的密码。正月十五放面灯，那是源自山东的古老仪式，玉米面做的“金灯”，荞麦面做的“银灯”，在祖坟前逐一点亮，那是对先人最深沉的告慰。二月二挂龙尾，用碎布头和高粱秸扎成的龙，悬挂在房梁之上，那是胶东地区祈求风调雨顺的期盼。这些习俗，在营口南部的山区依然可见，它们像一条条无形的线，将这片新土地与遥远的故乡紧紧相连。

营口，就是这样一座城市。它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关内的苦难与希望。满汉文化的本土底蕴，与山东、河北的移民文化在这里碰撞、杂糅、沉淀。这些文化因素，经过近百年的洗礼，已经渗透进营口人的血液，成为了这座城市世代传承的文化基因。当我们今天抚摸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们抚摸的，其实是一段波澜壮阔的移民史，是无数先民在茫茫大地上，用生命和汗水绘就的一幅关于生存与融合的壮丽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