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杨

国庆当天，我驱车回乡，看望年迈的老父亲。

出了大石桥市区，一路向东，天是洗过的蓝，干净得仿佛能映出万物。路旁的玉米地，在阳光下翻涌着碎金般的暖意。摇下车窗，庄稼的醇香扑鼻而来——那是秋天酿了一整季的酒，醇厚得能听见阳光流淌的声音。

推开老院子的门，门口那棵枣树上，红彤彤的大枣如珍珠似玛瑙，沉甸甸缀满枝头。大枣还是那样红艳，父亲却苍老了许多。此刻，父亲背着手在树下徘徊，时而看看树上的大枣，时而望向门口……

眼前的场景，一下子把我拉回四十年前。在那个水果品类匮乏的年代，大枣也是难得的美味。那时家里日子过得紧巴，大枣还没红，我就惦记上了。父亲从地里回来，我就迎上去缠着他摘大枣。父亲把我放在肩头，我伸手够一颗半红不红的大枣就往嘴里塞。父亲嘴上说“洗洗再吃”，手却没拦着。我一边嚼着大枣，一边往裤兜里揣，不一会儿就揣满两裤兜。

据说重阳节那天，大枣是最红的，也是最甜的。每到这一天，父亲会找来一张大网，我和母亲、弟弟妹妹在树下撑开网接着。阳光透过枣树叶的缝隙，形成一块块光斑，在地上摇曳。父亲熟练地晃动竹竿打枣，大枣“吧嗒吧嗒”落下来，有的砸在网里，有的砸在地上。母亲蹲在地上，挑拣后分装在几个篮子里。父亲叮嘱我，这篮儿给后院二婶子送去，她一个人过日子；那篮儿给李姨家送去，她家小闺女爱吃……父亲总是挑最好最甜的大枣分给邻居，自家留的都是挑剩的。那时候，村里人都说，我家的大枣最甜。

后来，我在城里安了家，整日忙于工作，回乡的次数少了。每年大枣红了，父亲便驮着一袋大枣，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赶二十多里路给我送来。大枣用干净的袋子裹着，还带着乡村的甜意。我劝他别送了，超市里能买到，路远，太辛苦。父亲却倔强地说：“城里的大枣没家里的甜。”

这话我信。老家靠着千山余脉，山地绵延，光照充足，早晚温差大，大枣积攒的糖分足。咬一口，那股甜能甜到嗓子眼儿。城里的大枣，比不了。

这几年，父亲的头发掉得比枣花落得还快，背也佝偻了，人似乎也矮了。他不能再骑车给我送大枣了。每年国庆，无论多忙，我都要回家看看父亲，与父亲一起打枣。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电话，正想着给你打枣呢！”父亲见了我，埋怨了几句，从墙根拿来竹竿。竹竿因常年使用，竹节处磨得异常光滑。父亲举起竹竿，手有些抖，竹竿晃了好几下才够着树枝。每敲一下，只有几颗大枣落下，更多的却是枯叶。阳光透过枣树叶洒在父亲脸上，满头白发比红艳的大枣更刺眼。敲了没几下，父亲便喘上了。我赶紧扶父亲去一旁休息，接过竹竿，碰到他的手，粗糙、凉。我在枣树旁晃动竹竿，大枣“啪嗒啪嗒”往下落。邻居二婶子、李姨听到动静，推门进来帮忙。二婶子提起篮子笑呵呵地说：“丫头，可算回来了，你爸天天念叨你！”李姨蹲在地上捡大枣。很快，满树大枣便装进一个个篮子里。我挑了一颗最大最红的枣塞进父亲嘴里。父亲嚼着没说话，嘴角却翘起来。

回城的时候，父亲把一篮子大枣塞进我的后备箱。车开远了，我从后视镜里看见父亲还站在枣树下。风把几片枣树叶吹到他肩上，他没有掸掉。我知道，明年大枣红的时候，他还会站在那儿，等我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