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丁晓鹏

我想给母亲写一篇文章。

她是1970年6月22日出生，长大后想当老师，但因照料重病的外公错过复习。后考入技校，从一线工人做到了考勤岗位。我对她的了解，好像就只有这么多。

从小我就想，如果她能当老师，一定是最严的那一个——

上幼儿园时，我每天早上4点钟和她一起起床，坐最早的那一趟公交车去她单位。她处理着夜班与白班的交接工作，记录考勤数据，我在一旁写着她留的数学计算题，从5点写到8点。累了可以画画，但是不可以玩。用母亲的话来说：“学生不学习，就想着玩儿，还能叫学生吗？”

上小学时，学校离家很近，过马路就是。虽然我每天不用跟她早起了，但是她走的时候，一定要播放英语磁带。我小时候，正赶上学英语浪潮；因年代原因，母亲小时候学的是日语。在她的认知里，英语一定比日语好，更何况同龄孩子哪个不在学？笨鸟如果不先飞，怎么能追上别人的脚步？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天早晨4点钟叫醒我的，都是那段熟悉的英语磁带前奏曲。

小学期间，我最常听到母亲说的话是“人穷志不可短”，学习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晚饭后出门散步，嘴里要念着乘法口诀表；一首接着一首地背着古诗；睡觉之前，要默写生字和英文单词；不管大考小考，只要是考试，就不允许掉出前三名。有一次考英语，我考了班级第11名，母亲愤怒了，把我的铅笔盒和书包从三楼扔到楼下，英语书在她手里卷成卷，雨点般落在我的头上、脸上……直到我在卷子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下保证书，她才勉强原谅了我。

生活中，母亲的作风也像极了一位教师。她对待我和亲属家的孩子就像一个班级里的学生一样，向来一视同仁，甚至因为我是她儿子，会对我更加严格。

小学三年级那年暑假，家里来了带着俩孩子的小姨，说是从深圳来大连避暑。母亲很高兴，工作之余带着小姨一家逛各种景点、尝各式海鲜。每次临出门前，她都要把我的卷子留好，多次嘱咐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即便是暑假，也要停课不停学，养成答题的好习惯。

小姨的女儿喜欢海虹里的小螃蟹，她第二天便买回一大锅海虹，把小螃蟹逐个挑出来。我伸手想拿一个海虹尝尝，她瞪了我一眼。趁她不注意，我偷偷塞进嘴里一个。母亲发现后，手边的擀面杖就落下来了：“平时怎么教育你的？不懂什么叫待客之道吗？”60平方米的两居室，我找不到能躲的地方。

我一直觉得，母亲对我的教育比学校全面：学校教的是知识，母亲教我的是做人，也教会了我什么叫艰苦奋斗和吃苦耐劳。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在社会上打零工，赚点儿零花钱。母亲怕我乱花，每个月都按时要走一部分，替我保管。

不乱花钱的习惯一直影响到我现在的生活——从没“理直气壮”地进行一次冲动性消费。就这样，我每个月一点点地攒，攒出来一套二手房、一辆二手车，还攒下了外婆病危时的抢救费……我也因此明白了一个道理——不是所有子女买房都一定要向父母要钱，自己攒也能买。

古人常说：“乌鸦知反哺，羊羔知跪乳。”如今我当了老师，弥补了一点点母亲的遗憾，但我始终忘不了母亲如教师般对我的教育。以今天的标准看，她的方式或许过于严厉，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但在那个凭知识改变命运仍是唯一出路的年代，她用那近乎严苛的要求、不近人情的坚持，硬生生将我从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推成了能在异乡靠双手自力更生的成年人。

一个孩子童年时被要求成为什么、被禁止成为什么，这些经历留下的痕迹，可能需要用一生来慢慢辨认，慢慢和解。

我的母亲并没有站在三尺讲台上，但她在我的人生中，一直认认真真地扮演着教师的角色，从未停歇过。”